提格兰大帝曾是亚美尼亚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把王国疆土从里海一直扩展至埃及，最后竟然栽在军队人数只有1/10的罗马将领卢库鲁斯手中。
提格兰在开战前还非常轻敌的说：“如果罗马人是要来求和的话，人数是多了点。如果是要来打仗的话，人数就太少了。”敌我兵势悬殊，提格兰完全没想到卢库鲁斯敢向他开战，更没料到自己会惨败。
占尽天时地利的提格兰为何战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记载：“当第一个探子向提格兰报告，卢库鲁斯已经兵临城下，提格兰大怒之下就把探子的人头砍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提供信息，即使已经遍地烽火，提格兰却蒙然不知，继续聆听那些奉承的话。”
于是，这场战役也为后世留下一名著名的西方谚语：“杀死信差”（Kill the Messenger）发生了坏事或不幸事故后迁怒于传讯者，并非只发生在古代。以传播工作为重任的媒体工作者，对此可是感同身受。
近年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美国从事调查报导的记者盖瑞韦布（Gary Webb）。
韦布曾经是1990年普利兹奖得主，却因为一系列揭发中央情报局与毒品集团瓜葛的报导，令他不得不面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他开始遭到陌生人跟踪、被人闯入住家、受到死亡威胁，以及同行的攻击与抹黑。当时舆论的焦点并非放在中情局涉及的丑闻，反而转向这名记者的私生活及个人诚信，迫使他不得不离开采访工作，最终离奇死亡。
虽然韦布已死，但他所关注的课题始终没过时，中情局多年后公布的调告也开始承认，确实有一些官员涉嫌不法勾当。韦布的遭遇也在去年被拍成电影，算是是对他做了平反。
回到大马国内，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1MDB弊案逐渐让民怨沸腾之际，政府不是把资源放在追查丑闻，反而开始对几家大幅报导1MDB的媒体及网站穷追猛打。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突然封锁《砂拉越报告》网站，绝不是孤立事件。在一周之前，已有一名自称是《砂拉越报告》前编辑莫兰宜，指控该网媒捏造新闻，虽然《砂报告》创办人凯丽辩称，莫兰宜根本不曾为该媒体撰写过任何文章。
更卑劣的是，一个自称是“大马追求问责性施政公民”（CAGM）的组织，多次在网上发表关于1MDB的声明，让多家媒体信以为真并跟进报导后，这个组织才突然宣布，他们所公布的一切资料通通都是假的。
接二连三的小动作，意图明显要打击媒体公信力，塑造一种印象让公众以为，所有关于1MDB不利的新闻报导，都是另有图谋、轻率及不可靠的。
媒体的能力确实有限，他们无法确保所受访者都在讲真话，否则就不会天天都会刊登政客们的谈话。问题只是，打击了媒体的信誉、封锁了网媒，丑闻绝不会因此凭空消失。
提格兰自从那场败仗之后，国力开始江河日下，接下来2000年，亚美尼亚始终未能扭转蕞尔小国的命运。今天的马来西亚，我们还一直在担心，1MDB会不会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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