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外劳现象不是近年才有的，自1980年代我国制造业蓬勃发展下，引进外劳所带来的问题也不时成为社会的焦点，然而数十年来展开过不少逮捕、宽赦、登记、遣返，甚至冻结输入的行动，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对外劳的依赖日益严重，从早期只限于制造业，至目前几乎从“摇篮到坟墓”，各行各业都可看到外劳的踪影。
如依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国内的合法外劳有130万，加上非法的外劳，外劳人口估计至少有300万。如果以就业人口1200万人而言，等于职场上每4人中，就有一人是外劳。在这片2700万人口土地上，300万外劳大军，等于超过人口的10％，这比印裔人口还多，因此有人甚至戏称外劳已取代印裔，成为国内第三大族群。
无可否认，外劳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是不能抹杀的，然而大量毫无控制的外劳，也必有其弊。譬如从经济上损失而言，依据官方的数据，外劳在2012年以合法汇钱管道，把所赚到的钱汇回国的金额，就高达197亿令吉。如果加上非法管道，这些外汇流失数目，相信可直逼政府今年拨出的223亿令吉燃油津贴。
此外，许多学者或研究指出，由于庞大外劳提供了许多中小型企业，低廉及充足的人力，使到许多行业长期的依赖外劳，而不愿投入资金及人力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及高效率的高科技生产方向，进而阻碍了企业，甚至整个经济的转型。这可从落实最低薪金制政策上，尽管拖延多年，但依然面对著许多中小型业者的抗拒显示出来。
进一步而言，引进更多外劳填补人力需求，除了扶持以劳力密集及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外，也间接压制了国人，尤其是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甚至可说是加据了国内贫富悬殊的其中一个因素。
因此，6Ｐ计划从漂白到大逮捕都只是短期的手段，外劳问题绝不只是简单的人力市场供需失调，也不仅仅是官员腐败及执法不严，而让外劳轻易入境，归根究柢，这是一个经济及政治的制度问题，一个长期依赖劳力密集、非技术型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局面。
要解决外劳过多问题，就不能不追溯，是那一些领域或工业需要如此庞大的外劳？而这些领域或工业的发展，是否是我们所要的模式，是否有另一种替代的发展观？譬如在建筑业，政府是否有制定政策来改善工作的环境及薪酬，吸引本地人投入，甚至引进新的技术、新建筑的方法，以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外劳过多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许多先进国家如欧美国家，甚至亚洲的日本、新加坡，都有经过或还面对著这问题，而他们的经历或经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