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
大多数病人家属碰到家人进医院后病况变化太快、甚至失去性命时，最先反应便是惊愕困惑，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一般上，家属一般会先找医护人员问个清楚，倘若得不到满意答案，或者认为遭受医疗伤害，要追究责任时，就可能引发医疗纠纷（或称医疗争议）。
我国每年有多少件医疗纠纷？至今没有精确数据。但根据执业律师徐惠彬分享，西马平均每个月有10多宗医疗事故，而从他执业一年多以来计算，已经处理过超过50多宗医疗诉讼，其中包括政府医院和私人医院。
“我推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医疗诉讼的案件，因为随著资讯的发达，病人开始了解自己的权益。”
他分享，近期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太子阁医疗中心需要支付约420万令吉的赔偿金，其中包括100万令吉的惩罚性赔偿金，创下自2010年以来，医疗过失案件中最高的惩罚性赔偿金额。
受害者林玉霞（译名）是一位75岁的妇女，当时因骨痛热症而入院治疗。住院期间，她从床上跌落，导致严重脑损伤，最终无法说话、认人，需要依赖辅助设备才能呼吸。
所谓：“惩罚性赔偿金”在法律上是指因错误行为的方式或动机，或被告的后续行为导致的心理痛苦或情感伤害的赔偿金。2018年事故发生，受害者直到去年离开人世，徐惠彬分析，赔偿金包含5年的照料费用。
另外，这宗案件的判决并不仅仅涉及林玉霞因床具故障而跌倒的医疏忽，徐惠彬更说道，法官之所以重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院方的处理态度，包括责任推给患者及其家属、故意隐瞒如事故报告等重要证据、未在24小时内将跌倒事故报告给卫生部（MOH），以及“扭曲司法公正”。
他不忘强调，并非每宗医疗诉讼的赔偿额都如此高。
什么情况可提出索偿?
至于，可在什么情况下，就医疗疏忽提出索偿?徐惠彬提出了以下4种情况：
第一，该医生便很可能没有履行“谨慎责任”（duty of care）
即：”若医生无故不跟从惯常做法行事，因而导致病人受伤，该医生便很可能没有履行“谨慎责任”（duty of care），亦会被视为疏忽。
第二：违反合理的谨慎标准（Breach of Reasonable standard of care）
即：在治疗时，有一般惯用的医学实务程序可供依循（即有先例证实可行或已获认可医学团体承认）；及负责治疗的医生没有采用上述的实务程序。
第三：受实际损失或伤害（Actual Harm/Loss）
即：在治疗时，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伤害。徐惠彬举例，院方赔错药，但及时被病人发现，即便院方有疏忽，但因为病人没有收到任何的受实际损失或伤害，所以诉讼不成立。
第四：因果关系（Causation）
即：医疗疏失与患者损害之间的直接联系或关联。简单来说，这是确认医疗过失是否直接导致患者所受损害的过程。
医生与病人如何自保？
进入医院看病，就有可能卷入医疗纠纷，所以病人或病人家属如何自保？
徐惠彬分享，医疗纠纷发生时，可以作为证据的分为“人证”和“物证”。不论是否会进入医疗诉讼程序，都建议大家可以养成存证的习惯，包括家属也可在诊间进行录音、录影、拍照等等。
至于医生如何自我保护呢？徐惠彬说，随著医疗诉讼的案子越来越多，很多医生在行医过程中开始进行过防御性医疗，包括：从实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险病人，回避高危险病人手术及难度较高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
不过他强调，虽然私人医院的医生有权利可以“选择病人”，但必须确定病人在情况稳定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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