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由于大马法律在职场性骚扰课题上有漏洞和不足之处，导致受害者无处申诉。郑秋桦律师认为，凡以《刑事法典》第509条文（蓄意侮辱）和第354条文（非礼）举报的案件，是由主控官取决是否起诉。惟，多数案件因表面证据不足最后石沉大海。
人力资源部在1999年所拟定的《职场性骚扰防治准则》并没有法律效用，以及《2012年雇佣（修订）法令》第81A-G条文只提供管道，指示公司必须处理性骚扰的案件，然而并没有说明应该如何解决；即使受害者受到心理或生理伤害，也无法获得赔偿，造成许多受害者保持缄默，或选择离职，间接纵容了加害者的行为。
近日来我国法律在性骚扰这方面有极大突破。联邦法院在今年6月2日，就一宗性骚扰民事上诉案，判定性骚扰属于侵权行为，受害者有权提出民事诉讼，这项历史性的判决撼动法律界。
郑秋桦阐释，一个人针对另一人，持续性、故意、不合理并具有侵犯性的字眼和言行举止，让受害者心生戒备和厌恶、引起恐惧，或感到痛苦，都足以构成性骚扰。
她表示，在社交场合中，有许多无法避免的身体触碰，如手臂或肩膀；重要的是过程中，受害者的感受，以及有关行为是否持续性。“如果受害者已向加害者表达，自己不喜欢这种行为，然而对方依然持续为之，就能被起诉。”
她指出，若一次碰触是在不合理的部位，并且受害者感觉是恶意性的触摸，加害者依然可在非礼的罪名下被起诉。她解释，法庭的衡量标准是，任何正常人看到这个字眼，会明白该字眼带出来的意思，而字眼本身清楚含有性骚扰成分，就足以构成一宗性骚扰的案件。惟不同的职业领域会有不同的标准和界限，法官会衡量双方提出的证据和控诉作出判决。
“若是言语性骚扰，需要看该字眼是否带有色情或侮辱性的字眼；若是行为举止，则需要看环境证据，受害者需要提出证据，比如去见心理医生，得到心理报告，证明自己深受侵害。”
她指出，很多受害者不愿意撕破脸，或失去饭碗，选择忍气吞声，造成加害者认为这举止并无不妥。受害者当下必须表达自己的不满，勇敢说不。
此外，她指出，由于很多性骚扰或非礼的案件都是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受害者必须搜集证据，譬如跟身边的人申诉，或私讯对方自己的不满，以白纸黑字和环境证人来证明自己的确深受其害。
她认为，受害者忍气吞声间接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她鼓励受害者勇敢地向公司高层、人资部或警方投报。
嘉宾：郑秋桦律师
电台主持人：丘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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