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很多人对依兹拉感到陌生。不过，若提起他是前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再益依布拉欣的儿子，曾因内政部将其出版的《阿拉、自由和爱》列为禁书，因此惹上官司和遭伊斯兰局逮捕等事件，相信大家对他有些印象。
32岁的他因为禁书事件，把出版社生意搁置一旁，转战电台（BFM），也与合伙人成立网络营销公司。
他接受《东方日报》专访，畅谈对多元族群、马来穆斯林社会和言论自由等课题的看法。同时也提及父亲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大马未来的期许。
【资料档】
出生：1983年9月1日
教育：曾在澳洲念中学；毕业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科学与哲学）
职业：BFM电台主持人，负责傍晚时段的国内外时事节目；曾在《亚洲新闻台》和《历史频道》主持纪录片节目。
2007年以父亲名字缩写，成立ZI出版社。2010年与友人共同成立PopDigital公司。
【问答录】
问：你是怎么开始ZI出版社生意的？
答：大马一直被不同语言区隔，不管是电视、报纸或电视台，都是以语言来区分。我想为马来社群提供不同的（阅读）选择。
ZI出版社在2007年开始，ZI是我父亲（再益依布拉欣）名字的缩写，向父亲致敬的意思。当时我刚从加拿大毕业回来，不确定要做什么；父亲那时候需要一些帮助以出版他的文章结集。这本书（2007年6月出版）《真心诚意》（In Good Faith）是ZI出版社的第一本书。
当初的想法是，出版一些提供关于国家课题且有批判性议题的书籍，我们也找了其他作家，如一些拥有丰富故事的作者。
我们一共出版约25至30本书。在其他地方很有名的书如，我们都可以翻译出版，让读者的选择不再局限，只有宗教或言情小说而已。希望马来读者到书店时，可以有很多不同选项，不仅仅阅读一些被硬塞给他们的书。
问：ZI出版社现在的情况如何？
答：ZI成立5年后发生了《阿拉、自由和爱》被禁事件，我也被逮捕两次。出版业是一门比较辛苦的生意，加上政府干预，你可以看什么，不能看什么，什么书你可以卖什么书你不能卖，情况就更难。
禁书有两个影响面：一，公众更想要看，二，书被禁将冲击公司声誉，也影响合作伙伴、发行商和印刷商等。当多个政府单位对出版商施压，然后发生事情了，你必须面对整个过程，如上庭，这时你开始想，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一向都是同时做几件事情，那时（书被禁）我已经开始做“时事调侃节目”（Effing Show）有两年了。ZI出版社在2013年开始慢下来，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要专注做我的“时事调侃节目”
当时，我创立Pop Digital公司，4年内制作100集的“时事调侃节目”。我们一直希望针对社会课题制作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开玩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针对受害者，而是上面的欺压者，但有时候人们不了解。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罪人，希望拿一面镜子照这个社会，让（观众）自己看看这其实就是你以为、或你其实正在做的。
人们或许忘了， 我虽然是政治人物之子，但我完全不是政治人物，事实上，我只是创作者；不是要开罪人，而是挑起对话，别无他意。
问：你现在转战视频领域？
答：出版就如你把看法或谈话记录在纸上，然后通过书店出售；制作影片亦如此，只是你把这些意见和想法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出去，而这是非常吸引我的。
我们刚开始制作“时事调侃节目”时（2010年中旬），YouTube频道还不那么流行，我们还必须制作自己的视频播放器，都是DIY的。
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传播重要内容与讯息的新平台，创作一些你无法通过印刷、书籍、或在电视上传播的有趣内容。
网络当时不受限制，它给我平台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譬如针对国内发生的一些事开玩笑。
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答：1998年1999年的烈火莫熄之后，我们有《当今大马》，有政府的发言平台和反对党的替代媒体。但我们没有介于中间的媒体，而我的兴趣则是在这两种媒体中间寻找缝隙，然后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拿来寻乐的题材。
幽默不仅限于玩笑或做一些无关要紧的事，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笑点，这些也影响我们生活的事，如我们缴了多少税，我们的薪水多少。
2008年是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场选举让更多年轻人对政治有兴趣。
问：你如何看待大马近来的言论自由空间？
答：不是很好。反而逐渐糟糕，好像是有系统性的萎缩。言论自由不仅是我们可以说什么或做什么，它涵盖所有事情，比如人们通过衣著来表达自己。
当然，（言论自由空间萎缩）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执政者来说，允许社会存在不同意见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执政者都希望可以控制社会舆论，方便管理。可是，民主并非如此。
民主一直都是不同意见与观点的交锋。言论自由对我们很重要，是立国之基，先贤们决定把它纳入《联邦宪法》内，这是宪法第10条存在的原因。
问：你是否同意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保守？
答：从表面上看来，尤其是媒体报导的方式，看起来正形成保守趋势。惟，社会保守的问题不是一夜发生，而是长时间累积而成。
我国经历过高低潮，我们的社会、穆斯林社会也经历不同过程。政府一直尝试根植一种特定的大马人身份特征在我们身上，但是身份特征是你来自哪里你是谁，而这不是从上而下，一直都是由下而上。马来社群也一直挣扎自己的身份特征。
一个守旧的社会不一定是错的。问题是，我们不允许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交流。现在看起来是如此，你需要以一个概念来定义什么是马来穆斯林，这是不对的。
没有所谓的（唯一）马来穆斯林定义，就好像你告诉我只有一种炒粿条，那是很可笑的，在我脑中我可以说出4种不同的炒粿条。
政府和社会一直很奇怪的要决定我是谁。我们应该允许一名不虔诚的穆斯林；对于非常虔诚的马来穆斯林，那也不应该成为问题，最重要是要有足够的空间给所有不同的人，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并非如此。
过去30年，我们一直对所发生的事情持理所当然态度，对一些事情没有发出足够的异议声。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越来越少的空间进行不同对话。（就算有）也不希望这种对话只是发生在巴生谷、在槟城或柔佛而已，同样的对话也发生在关丹或文冬。
很不幸的，大马政治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太多恐惧。当你是大马人，你就曝露在这样的环境中，却要处理它，这是非常累人的，因为你有你的生活要过。
其实这也是因为大马没有能干的领袖、有能力的政策决策人，我们缺乏很多。
问：为什么我国的马来社会趋向“阿拉伯化”，而非受邻国，如印尼影响？
答：马来西亚的历史不断被修正，以制造（有利于）政府的论述，马来族群是什么、伊斯兰是什么。
每一次当政府说“不要引起公众困惑”，其实他们不知道马来人对什么事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曾经控制穆斯林应该如何思考，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这个框架已松动。
我们过去曾出现伟大的领袖。马来人很容易困惑、很容易被侵犯，在某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的领袖，他们缺乏安全感。
如果你在家不开心，你的社区、你的生活周遭都不开心，你就向往往生后的世界，那是最简单的诠释。如果你的口袋空空，无法送孩子上学，教育系统无法运作，贪污是常态，你会越来越依赖精神寄托。
我们的宗教局是充满了憎恨、有很多愤怒......最主要的还是，大马政府对伊斯兰教，以及你作为穆斯林有巨大的发言权。
问：这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答：以前，你或许可在20或30年维持一样的生活状况，但，如今的世界越来越小了。观念的交锋，当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交锋，好的观念会胜出。这我很乐观，而这也是为什么言论自由很重要，因为人们自己决定什么才是好的。
一个好的观念不仅对社群有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坏的观念无法立足，尤其是在网络世界。网络就是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艰难时刻，许多大马人对于国家短期与长期的未来感到茫然。
马来亚是通过协商取得独立，而不是斗争，这是很“马来西亚人”的方式。 “我们磋商一下啦，我们协商一下啦”那就是我们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这是真实的部分。
2015年是大马最让人兴奋、充满最多可能性的时刻。如果你有常和你的父辈谈话，知道他们所经历的1956年或1957年，2008-2015年正是你会想要处在的时刻。
重要的是，你不能成为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你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因为氛围已经改变了，方法也不同了，规矩也已经换了。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大马时事发展？
答：在国外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无论你修读什么，最重要是用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你远离家乡，会好奇为什么大马有许多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他一直都提倡发问问题。身为律师和政治人物，父亲非常善于提出问题。
我在澳洲念高中，他们不是很确定马来西亚是怎样的国家。他们知道双峰塔，但，大马人的身份认同比不上日本、韩国或美国那么清楚。大马就像一个可以提供很多东西的国家。我对这东西很好奇。
我的父亲来自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这给我一个启示，若你可以为自己带来改变，就尽力去做，去改变你社区。
我们在吉兰丹成立一个帮助残障人士的基金会，现已15年了。除了身为马来人、一名穆斯林和大马人之外，我明确知道我是谁。我了解的是愚蠢的人提出质疑，“你是马来人先？还是马来西亚人先？”这是同时拥有的身份，不需要被区分的。
问：你父亲在家和你谈论政治吗？
答：当然，一直都谈。当他还在公正党以及后来设立新党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工作，那段期间我们时常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对政治有兴趣，但我的兴趣是我想看到什么，和我要如何达到目标是不一样的。我和父亲在许多事情上有共识，但我们有不同方法达到目的，就像玩足球，你要怎么排阵。
父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父亲其实可以不需要做他现在做的事情，如发表看法，写部落格，成为新闻人物。但他这么做，因为他来自一个很艰苦的年代，他想要做些事情。
自从他辞去部长职后，已经7年不掌权，但他的言论还是引起很大关注。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也很骄傲成为他的儿子。
问：有人形容你父亲是失控的大炮？
答：有时候你需要“失控的大炮”。当父亲谈及意识形态时，他是立场最坚定的人。
有人说，某人是一名很好的政治人物、是一个真正有团队精神的人，但他的想法改变了20次，这样的人或许会坚持留在一个党内，但这不代表什么。
父亲在政府、巫统，甚至反对党的立场都是一致。当这两者行不通，应该有一个平台给有如我父亲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创造不同的空间，不一定是要亲政府或亲反对党，我们只需要亲好理念。
父亲有很多好看法，这些好的意见有时候和符合这个队伍，有时候符合那个队伍，这都不要紧，只要是好的意见就可以。
问：你父亲希望你成为政治人物吗？
答：他认为我（对政治）有兴趣；我想他认为，或许我可以（从政）。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你必须要有魅力。你还要有一定的耐力与热情，至少我所钦佩的政治人物都有这两种特质。我没有这两个条件，我缺乏这样的耐力。
我从做一样事情跳到做另外一件事。在政治上，会被称为“青蛙”。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人。
我今年才要32岁。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被告知必须在25岁的时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天啊！若我可以活到60岁，我只是在人生的半途。我其实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弄清楚我是谁，我要什么。
我没有兴趣成为政治人物，也是因为这个政治制度对我来说是行不通的。要带来改变，通过政治制度太慢了。虽然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说明，政治是最有效的改变途径，但通过政治的改变太慢了。
我想要找一个远离政治恐惧的方法带来改变，希望可以带来更多一些让人满意的成果。
问：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前景如何？
答：我认为每个人都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做你可以做的事，这也回到每个人应该试图成为一个积极的国民。
我有许多理由让我在星期一感到乐观，但在星期二的时候有2万个理由让我悲观。但（过程）就是这样，成功、失败然后又成功、失败，我们只要确保（过程中）有更多有意义的成功，并确保我们在事情发生时是靠在正确的那方，同时事情发生时，我们投入参与。
我们要找出“大时代”，当“大时代”来临时必须成为积极参与者。如今，我们处在“大时代”环境下，必须尽全力把大马推向我们所要、所相信的方向前进。
我不会说别人的大马远景比我好或比我的差，但我将更努力确保我理想中的马来西亚是更包容和多元。
问：你觉得大马最好的部分是什么？
答：大马最好的部分就是它的杂乱。这是有趣、可爱、疯狂的杂乱，就像罗惹，罗惹的成功是因为它的杂乱。
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这种“杂乱”，不能让政治人物和政治、如宗教司决定怎样的“杂乱”，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杂乱”。
我觉得大马人对于发生在他们周遭的事太沉默、太被动、太松懈了，以至影响他们。
我们必须修改大马的教育制度，这事关重大。但我们却不能把它办好。如今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国际学校，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失败。
我们一直希望学校扮演两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角色。首先，学校理应是学术发挥的地方，但我国一直要学校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即国民融合的地方，那是很难的。
现在，我们两样都失败，无法通过学术让他们聪明卓越，也无法让学生们融合。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在大时代内做“对的东西”的例子。
问： 你理想中的大马的怎样的？
答：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多元文化历史，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历史都是很特别的，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发掘当中的潜能。
理想中的大马应该让所有人看到自己的的潜能，社会也应该有完整的机制，协助打造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
我们必须有一个 “马来西亚梦”，启发所有人。我不知这个 “马来西亚梦 ”是什么，但必须是一个全体大马人都相信的信念。这不应该只是一个讲求高科技、硬体发展的大马，必须包括各种软实力，人文价值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