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社会处在极端时期，尤其政治和经济大动荡之际，人们——特别是有良心或热心的知识分子急于寻求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实乃正常不过之事。职是之故，基于清末的中国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崩溃，而是整体中华文明的岌岌可危，所以知识分子们的躁动不安、迫不及待，当可理解。除了众所周知的外敌侵扰，部分人把当时中国之积弱，包括蒙昧和野蛮，都归咎于儒佛道三教大传统，多少也有其理据——或“看似”的理据。
事实上，除了前文提过的奥斯曼帝国末期生起的反王权和教权的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出现过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表现为一些革命人士企图消除作为大传统的基督教，尤其天主教会对法国社会的“负面”遗产。因当时的王权结合教权，相互合理化了的政治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结果造成极为扭曲的社会结构，导致底层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王室和贵族却持续享尽各种荣华富贵。
相比而言，其实大约自唐代以后，由于越发中央集权化，前现代的中国并没像欧洲那样保持彰然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等级及权力割裂，同时宗教在皇权的严管、调控、整治之下，也没像在欧洲那样自成一股“野蛮生长”的政经势力。然而，尤其在皇权的儒教叙事及伦理系统下，中国社会却被所谓君权、父权和夫权所绑定，所以还是有某种社会“等级”之运作和与之相应的宗教或准宗教建制（如祭天、祭祖、忠君、孝顺、避讳、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等）。
于是乎，清末民初的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西方人因现代化、世俗化而大致摆脱了封建政教体制，实现了更大的个体自由和民权民主，并因此得以发挥更大的社会能量和能动性，取得凌驾其他社会的优势；反观中国人还是被陈腐、僵化的君权、父权和夫权所禁锢、奴役、拖后腿，不免既忧且羡，进而大力提倡改革、破旧，包括把矛头对准三教大传统，尤其儒教，斥其为上述三权背书、护航、保驾，实为国家疲弱、衰败的共犯，甚至始作俑者。
无论如何，大传统之所以成为大传统，自然并非就只关系一社会的具体权力分配及运作，还涉及更多、更广的层面，包括超越政治经济者，比如思想、信仰、情感等。虽不能否认权力对后者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却非百分之百者，所以才会看到同样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儒教体系里，也有质疑和批判既定社会权力结构的声音。就算没有如此声音，我们也不能低估大传统在文化层面对一个社会细润无声的教化及维稳作用——至少令其得以安然运转。
是以，中国和华社的改革者对于三教大传统，尤其儒教抱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确实没问题，但若流于化约主义，简单粗暴地要把其定罪、打倒、埋葬，那恐怕要陷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文化大革命之部分人的极端反传统主义暴走了。坦白说，大传统本来就并非如盲肠那样想割除即割除者，而更像关键器官那样，有问题的确应该治疗、调养，但想割除或替换，则当三思也。
非基督教化运动之后（1803年被禁止），法国的确从此成为西方最坚定的世俗主义先锋（即世俗主义也变成其主要传统之一了），但也并没否定掉基督教的地位和作用。凯尔末主义本质上也并没反伊斯兰教，所以近期的土耳其甚至还可看到所谓伊斯兰教的“复兴”。然而泛中华社群的三教是否有朝一日也会经现代化而“重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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