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债为约1兆令吉，占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60％；2024年，递升至约1.3兆令吉，约占GDP的64％；2025年中，这个占比又上升到约66％。这仅是就直接公债而言。
如何解读这个债务趋势？有道是无债不成经济。自1930年代凯因斯提出赤字预算来振兴经济以来，政府举债已成常态。对于赤字预算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不停举债，如以新债换旧债是以毒攻毒，迟早会发生债务危机与失控的通货膨胀；这是传统的平衡预算观点，即支出应与收入相扺，这才是持续的。
另一种看法是，关键不在于举债，而是在于举债的速度是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若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债务增长速度，扩大GDP可缩小债务对GDP的占比。易言之，只要经济增长够强劲，债务不是问题。
问题是，如何才能使经济增速快过债务增速？这就涉及了什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创新、资本积累与投资、出口扩张、人口增长、人口素质的提高、法治、善用资源、社会政治稳定等。
当然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就发达国家言，最大的挑战在于人口老化，即少子化。二次战后，发达国家人口快速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源与消费动力，从而在1950-70年代促进了高速增长，创造了黄金20年；只是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增速便逐步下跌。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随著社会的富裕与价值观的变化，特别是注重个人享受观念的普遍化，发达国家的人民愈来愈不愿意生育，从而致成了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人为选择的后果。
随著人口老化，社会福利与医疗支出，特别是养老金负担日趋加重。在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规律下，政府的财政支出也随之不断扩张。其后果便是，今天发达国的政府公债平均达到GDP的100％之高，而且还在不断升高。
过去20年来政府采用低利率政策来应对这个重担，毕竟利率偏低政府还本付息压力愈低；其后果之一便是靠储蓄生活者便不能靠利息生活，而须动用储蓄的本金来应付生活之需。在这种生活压力下，年长者便不敢花钱，从而钝化消费，而消费恰恰是发达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若利率持续偏低举债压力还可以减轻，可当利率不断上升时，举债压力便会加大。这就是当前美英法等国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投资者担心这些国家的长期还债能力，其后果之一便是，这个担心又进一步促进了利率上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结果便是，各国得认真考虑开源节流的治本之道，而不能再继续用技术性手法来拖延债务计时炸弹。只是，开源节流又是高政治风险的选择。此点，最清楚见之于法国的群众示威上。
毕竟，开源免不了加税，而加税向来是不受欢迎的措施，连大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在2015年因推出消费税而最终导致政权改朝换代。若不能加税便只能节流，减少公共支出，特别是养老金与医疗支出，可这又损及即得利益者，从而引发大规模示威，甚至换政府，既然开源与节流均难以顺利推行，短期主义取向的政客便会走混著过的方法敷衍度日，反正债务针时炸弹爆发时，已非我掌权，何必自找麻烦。明智之举便是明智保身，得过且过，把债务留给后代。发达国家都如此，大马恐怕也难免会步发达国的后尘，选择最少抵抗的路线。
理论上言，经济增速快过债务增速是最佳方案；只是，要促进增速就得加大生产性投资；可大马历年来的联邦政府支出中，几乎所有的年收入均花在行政支出方面，以致得靠赤字来推动发展。而发展支出的回酬如何，也是一个疑问。
在美国，特朗普是用大砍联邦政府预算的方法来处理高公债问题；只是特朗普在美国做得到的方法未必能在大马行得通；更何况大马人有补贴瘾，特别是燃料补贴。要砍补贴便得冒改朝换代的风险，如纳吉的实例。大马虽非发达国，可却是一个人均拥车率在全球排名约30多的高拥车率国，人均汽车与摩哆拥有量远高于许多高收入国。
谁敢损及这些拥车族的既得利益便得后果自负，这是政治现实，在经济理论上说得通的理论，在政治上未必行得通。发达国家公债高达GDP的100％，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是当政府很大比例的支出得用在还本付息时，就会挤掉生产性投资的支出。
约言之，政府虽说要开源节流，恐怕也多是说易行难，政府是现实的，对政治人物言，保权保位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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