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球的一马公司舞弊事件的始作俑者前首相纳吉在法庭上认错道歉，获得现任首相安华的接受，颇令一般华社感到失望与不解。马来社会和华社之间的政治宽恕尺度存在巨大落差，可说分别源自他们的传统文化背景，对政敌和战场敌人的不同处理方式。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诠释首相安华的态度。
华人和马来人的文化背景差异
华人的祖籍国是源远流长对政敌向来残酷的的专制中国社会。这个政治遗产迄今对古老文明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仍然具有深远影响。自秦始皇统一华夏定天子为一尊，在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掌控绝对权力期间，内战外患以及天灾人祸颇为频繁。战争期间，敌对双方的杀戮手段残酷无比，动辄死尸遍野，民不聊生。胜利者对待敌人除了投降归顺者获宽恕外，坚决对抗者多被处死或判重刑，鲜有侥幸者。这种对待政治敌人的传统，可说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但有人甚至会说，1949年国共战争结束后，投降解放军的国民党军人和官员，除了位高权重者之外，众多人士在随后的多个政治运动中仍然逃不过受折磨的厄运。
反观居住地处于热带雨林、人口疏落的马来半岛马来人，生活在素来少天灾和少有战火的环境里。据估计，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的马来人还不超过80万人，那时各州苏丹名誉上纵使是土地的拥有人，但由于土地耕作的人口少，耕作面积小收成也小，苏丹税收自然微薄。除了马六甲有港口能取得商业税收之外，各州苏丹微薄的收入无从组织有规模的军队，而各州苏丹之间也基本无多大利益冲突，须发动战争解决纠纷。
在这样的自然经济体制下，马来人的价值观既缺乏华人的财富累积观，也没有类似华人从中国引入的黑社会结党营私组织。华人黑社会按地缘或业缘结党分派，各有自己势力范围，地盘利益出现冲突便会武斗以武力解决纠纷。
皇权专制下幅员辽阔、人口相对多的中国历朝历代，文武官员体制复杂。专制皇权最畏惧的就是权臣边疆将领谋反，谋反罪惩罚最残酷，往往株连九族。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朝内，受怀疑有谋反之心的权臣就发生过数起，被杀者多至万计。
在这种巨大政治威慑力之下，华人世代警惕子孙少参与政治以免祸及家人，这也是传统华人对政治一贯冷漠的原因。而组织微小又较为松散的马来苏丹宫廷，资源薄弱的苏丹管控臣子比较宽容，有过错也一般罪不至死，更几乎没听过株连无辜家族的事。二战后出现的马来政党政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即使政党因竞争高位而出现分裂，例如1986年巫统党选的马哈迪和东姑拉沙里的党魁之争，失败的一方约一半的党领袖，过后不久也选择归队胜利方，获得宽恕。反观马华的党魁之争，失败者是不会有回头路的。
环境影响人的行为
人们研究环境与人的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时，注意到人会受到自身人文社会背景的隔代影响。也就是说，一代人的思维与行为，不会在感染到新事务马上就将它彻底取代旧事物，而是在没有心理排斥新事物的条件下，必须经过相对长时间部分被吸收成为行为特征的成分。然而旧的仍然停留在身上，在不同时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下表露出来。华人和马来人的行为特征分别是遗传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环境就会遗传出迥异的价值观，再加上不同宗教的影响，迥异就会显得更大。两者要相容，则有必要加强相互谅解与宽容接纳。
除了遗传社会环境，能影响人的行为还有教育和更宽广普世开明的社会接触面。在这层面，我们由大马大城市受教育水平较高和普世认知较广阔的马来中产阶层可以看出。和较为封闭、教育水平较低、较容易轻信伊斯兰宗教师偏激言论的马来村民不同，这些城市马来中产阶层可以接受反腐和较中庸路线、较理性和较少种族主义的方针，代表著一股国家未来种族和谐相处的希望。
安华接受纳吉的公开道歉，除了跟巫统共组团结政府的考量、马来人的宽容传统，还应加上一个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