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动向颇受人注目，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如有些西方主流媒体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个债务陷阱；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产品使南美洲出现脱工业化、中国的实力是可刺伤人的锐实力等等。
不管是非如何，中国的崛起已成了即成事实，这个崛起能否持续，也颇见仁见智。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势不可挡，有者则认为，中国迟早会崩溃，目前只是崩而不溃。总之议论纷纷。
至于中国的未来如何，谁也讲不清，特别是这个世界日益充满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新冠疫情类似意外重大事件，就中国崛起的既成事实而言，其动因为何，是很值得探讨的。
应该说，中国崛起，有中国的一套中国办法，是其特定国情与国际形势致成，其他国家未必一学得来。这个中国方式或中国办法可归纳为：
（一）由邓小平启动的，偏重经济建设的实事求是的发展思路。这个务实的现实思路与政策得以实行，则与其讲究国情，不盲目跟随他国的做法，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宣传做法有关。如前苏联便因为盲目跟随西方政策专家所提出的“震荡治疗法”（shock therapy）而弄巧反拙，变得欲速不达而解体。中国则按其国情走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便是个从实际出发的做法。
（二）政治稳定与有效的领导与有效政府、有效决策与有效执行。这是个颇具争议的课题，对习惯了西方主流那一套的人来说，这是个坏榜样。只是，中国领导层不再乎西方主流媒体的批评，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且从结果论来看，可说取得非凡成就。
当然，也有人认为，其代价太高，如高耗能、高污染、低生产要素（低廉的人工与土地价格等）、低人权的悲剧的增长。尽管如此，就现阶段中国言，政权稳定下的有效领导，是中国可坚持一贯政策的基础条件。这个集体领导可避免一人领导易产生的偏差。可以说，集体领导，用人唯才的选拔制（而非全民选举制），强烈的学习欲与勇于尝试（摸著石头过河）是这个专家治国或技术官僚治国，能可贯彻具有战略性大局与高远目标的前提条件。
（三）出口导向的发展路线。由于日本及四小龙（台韩新港）的成功，使中国领导层体悟到出口导向是快速转型与脱贫致富的有效进路。本来，二次战后，不仅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南美洲，均选择走进口替代与准社会主义路线，可多数成果不佳。反之，日台韩新港的出口导向路线，则取得令人侧目成就，而中国领导人也有勇气承认本国的不足，勇于学习有用的模式，能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实用而非空头理论，可说是中国办法的一个基本特征。
（四）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一般来说，政治集权与经济、行政集权是如影随形的配套，可实事求是的中国却能灵活变通地把两者区别使用。政治集权，可稳定大局与大政方针，而行政与经济分权则可发挥因地制宜的能动性，且中国政治集权下也允许地区、地方性试验，若有成，则全国复制。
此外，地方长官轮任制，也可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生成。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有效分权是大象能跳舞（大而灵活）的两全其美之中国方式。
海外华人作用
（五）善用外资与海外华人。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便面对一个缺乏资金与外汇的难题。就中国而言，由于储蓄力颇高，是有一定的内资可用来进行生产性投资，中国则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引入外资；其中海外华人的资本、投术、管理技巧、海外联系与进出口据点，均很有助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在1980-90年期间。
毕竟，从1949-1978年，中国已搞了约30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前苏联则是70多年，以致难一下子改过来）；思想、心态与做法可不易一下适应市场方式。这也是何以在1980-90年代，出现许多争议，甚至是1989年64事件之因。就此而言，海外华人，特别是港台工商界可说起了一定的滑润剂作用，帮助中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臣。
（六）共产主义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与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尽管科学社会主义有其弊端，可其却有一个重视物质发展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思路，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结构，或者说是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思路。这使得唯物主义者重视物质发展与提高生产力，以便实现无产阶级的人间天堂，只可惜他们把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进而坏了大事。邓小平的智慧在于，搞清楚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提高生产力，消灭贫穷，实现衣食不缺才是目的，这是邓小平的非凡之处。
与此同时，自中共统一中国以来便大搞扫盲运动，其中包括简化汉字。毕竟，汉字有字数多、笔划繁、读音乱的不足之处，简化汉字特别是常用的2000字，是扫盲的重要工具，外加上，中国人传统上便有读书有出路的传统，这使得中国与东亚各国均重视教育，特别是实用教育。
（七）天时。天时、地利、人和是一国能否顺利发展起来的国际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均与中国一样有著低起点的结构，有些还是富（天然资源）穷的国家，如巴西、印尼、尼日利亚等，中国则是底子厚与人均资源不佳的低起点国；可却也跳出了资源诅咒的陷阱，能靠国内人和与善用国际机遇，借势发展。
历史地看，1950-198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要快速发展的最佳天时，进入1990年后便难度大大提升。因为1990年代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经济不平等剧化的时代，这或多或少强化了保护主义倾向。更何况，1990年后，印度、越南与东欧各国也搞改革开放，更剧化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中国起步早了十年，且在2001年成功进入世贸组织，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只是今天这个天时也过期，中国得更依靠本身的内部需求来推动增长。一带一路也可起一定的共建共荣作用。
（八）政绩正当性。一个政党或政权能否稳往政权，因素当然是多重的，其中拿不拿得出政绩来，可说是最重要的正当化政权的主因。尽管，有不少民主传教士批评中国专制威权，或者说是开明专制，可中共能在40年间，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脱离赤贫（绝对贫穷）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与印度的民主相比，这是更实利实惠的成就。毕竟，民主不能当饭吃，除了少数知识精英外，多数普罗还是较重视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相信，除了少数精英贵族外，多数现实的普罗会认为做中国人比做一般印度人好得多。这个就使得中共这个威权体制成了具有韧性威权体制，这主因在于中国是个有14亿人口的人口大国，要养治这么庞大人口并非易事，更何况要绝大多数人能得到温饱，甚至进入小康（中产阶级）的层次。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令人对中共侧目。对普罗大众言，这是最实利实惠的成就。当然，中国也有面对不少挑战，如日趋严重的贫富不均、环境污染、道德不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