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资金不足，资源和人力紧张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仍为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口提供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
尽管每年的预算都在增加，但过去20年间，卫生部的拨款占联邦预算比例从未超过10.5%，这加重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压力。2022年，政府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4%，与不断增加的联邦债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倡导医疗融资改革的人士怀疑联邦政府是否有能力充分优先考虑和资助公共卫生领域，因此，他们认为转向社会医疗保险势在必行。近期，全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讨论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尤其是今年6月提交给国会的《卫生白皮书》。该白皮书强烈暗示将目前的医疗卫生制度改以保险为基础，其中提出了包括策略购买者、福利包、累进缴费计划和建立医疗基金等一系列建议和措施。
虽然社会医疗保险可能会使得除了卫生部拨款以外的医疗基金有所增加，但其成本效益以及对公众健康和就业的社会影响令人担忧。如果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们必须通过私人医疗保险和自付来承担医疗费用，那么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无疑将是一种巨大的改进。然而，在马来西亚，目前以税收为基础的制度已经确保了基于权利的医疗保健得到大量补贴。人民只需出示身份证，就可享受医疗服务，无需面临其它的官僚障碍。
在以保险为基础的系统中，病人会被询问是否已加入该健保计划、是否支付了保险费、所需服务是否包含在所涉及的健保配套福利当中，又或者是否需要额外“补贴”才能在私人医疗所享受“更高级”的医疗服务。
社会医保和私人医保模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具包容性，它会考虑社区风险，而不是根据个人的过往病史进行定向排除。然而，与社会医保不同的是，现行的公共医疗系统并不需要政府花费额外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行政工作和宣传活动。具体来说，政府无需介入管理参保手续、收取保费、核实或承保来自不同服务提供商（如私人诊所和医院）的医疗索赔。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一项广为引述的研究，当一个国家从基于税收转变为基于社会保险的筹资方式时，人均医疗支出可能会增加3-4%，但医疗效果并不会有相应的改善。额外的行政成本是导致这医疗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产阶层医保费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达到《卫生白皮书》中提出的目标，即公共卫生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那么这意味著卫生基金在2021年应获得780亿令吉的经营资金，其中585亿令吉用于提供医疗服务。
设想一下，由于增聘行政人员造成的3%的效率损失将达到18亿令吉，这笔费用本可以用于其他卫生服务和发展的资金。
医疗基金董事会的成员和决策者将面临来自私人医疗界的激烈游说和谈判。回顾新冠肺炎医疗基金近年与私人界的交往经历，我们对公平交易和降低公众成本的前景感到越来越悲观。近期，政府甚至在面对烟草和电子烟行业（针对《烟草控制法案》）以及私立医院和诊所（对强制药品价格展示政策）的利益游说时，显得无力抵挡。
假设政府为B40家庭的所有成员支付医保费，并自动将他们全部登记，然后所有其他非B40的雇员则必须在政府拨款后的基础上，自行填补资金缺口。这意味著他们需要承担平均每月224令吉或每年2688令吉的医保费。特别是对M40家庭来说，他们是否愿意在目前享受的公共医疗服务上额外支付类似于税收的费用？
为了提高社会医保的效率，常见的做法是向雇员和雇主登记并收取医保费。然而，世界银行的研究还发现，改用社会医保可能会导致正规部门的就业率下降8-10%，这意味著一些雇主可能会将某些全职职位改为兼职或短期合同，以规避为其雇员缴纳强制性的医保费用，M40职工可能会再次受到影响。
如果医疗保健需求大规模地转移至私人医疗机构，如同社会医保制度所允许的那样，那么医疗消费的态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公立医院资金将会遭遇怎样的影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以盈利为目标的私人医疗保健服务，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坚信社会医保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医疗保健成本？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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