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及健康保险变得碎片化,在人寿保险方面,可以只购买严重疾病,甚至只有针对几种严重疾病的保险,这使价格较容易负担,也提醒买家更谨慎规划。但是保险的碎片化,无法缓解养老随之伴随的健康保险高保费与高医疗成本。

从个人层面而言,养老涉及退休金或储蓄多少的问题、医疗保险足不足以应对个人医疗需求、医疗服务价格适中或负担不起等等。高龄的高保费和高医疗成本,对公立医疗资源形成压力。同时,退休金和储蓄如果不够,也会对福利体制带来压力,因为联邦政府需动用无法举债的行政开支拨款于退休相关的福利项目。

本文尝试回应属于国家福利体制一环的MySalam健康保险计划去除对中产阶层(M40)的保护;以及检视目前的退休和养老政策是否足以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

MySalam是国家福利体制唯一的医疗保险项目,却已决定去除对M40群体的保障。MySalam可以诠释为严重疾病保险,若不幸患上45种疾病的其中一项就可以申请赔偿金。

MySalam的初衷是围绕低收入(B40)群体而设计的,这也是MySalam初期开放给B40而已的原因。B40往往家户人口多,但低收入或打临工/散工而缺乏固定薪资,当一个人患上严重疾病而无法工作时,8000令吉的赔偿金对B40家户算是相当显著的补助,而且赔偿现金也可以让B40家户自行决定要如何使用,如买药、入院就医或作为家用等。

即便B40病人入院,因收入的限制,他们也倾向以最省成本的方式处理,相对于M40群体多数可以使用私立医药卡比较高的额度,处于两种不同截然的状况。

比起B40群体的8000令吉赔偿金,M40群体只有4000令吉赔偿金再加上他们较有能力支付私立保险,MySalam看来“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M40群体以每月可负担的价格购买私立的严重残疾保险,当遇上严重疫病时,却可获得比MySalam高几倍的赔偿金。

公立医疗保险

福利体制的困境在于无法承担M40对医疗保险的各种需求。对于一个M40家户,健康保险需求因财务相对有能力而提高,而且需求多样化,赔偿范围涵盖病故受保人家属亲人、终身残疾、严重疾病无法工作、入院就医和住院费用。

有些政策建议成立公立医疗保险,如同公积金强制扣除薪资缴费。现今的打工族已受强制扣除薪资以支付预备退休所用的公积金、职场意外的Sosco保费、失业保险金EIS、如薪资达到缴个人所得税标准需每月强制扣除薪资缴税,如果还需扣除公立医疗保险的保费,这将加剧生活成本压力。

另外一个建议是让个人自愿选择参与公立医疗保险(非强制性),但这会造成该保险因规模经济(economic of scale)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以及把非参与者挤出公立医疗资源之外。

笔者希望MySalam计划第一阶段的5年期限(2023年截止)过后,得以继续实行,因为它至少为B40群体减轻病症所造成的财务负担,医疗是减缓阶级固化的重要一环。

另外,世界银行对退休政策的规划提出5大支柱。

支柱0对养老给予最低程度的保护,避免陷入贫穷,涉及的国家福利体制的项目则是乐龄人士援助(Bantuan Warga Emas);支柱1和支柱2的政策目的为填补薪资空缺(income replacement),支柱1和支柱2项目分别有公务员的退休金和私人雇员的公积金(EPF);支柱3则以额外收入为目的,如自愿投资雇员公积金、私人退休金计划(PRS)等等;支柱4则为非财务补助如公共医疗系统、社会的慈善计划、家庭支柱。

从支柱0到支柱4(对贫困的辅助、退休时的人薪资空缺填补、额外收入、非财务补助),环环相扣形成一个退休/养老的社会安全网。本文将从各支柱检视马来西亚目前的养老政策。

不可妥协的扶贫

支柱0牵涉养老与贫穷。乐龄人士援助的金额涉及每个月每人500令吉,确保即便处于养老状态,低于贫穷线的家户/人即便在养老状态下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随著后疫情时代的高生活成本和近年贫穷线的提高,乐龄人士援助金项目是从每月每人350令吉提升至每月每人500令吉。

支柱1与公务员退休金有关。马来西亚公务员提休金制度属于约定给付(defined-benefit)性质,公务员的退休金全由政府承担。这长远的加重行政开支对公务员支出的负担。行政开支受限制于黄金法规,无法举债。行政开支内,公务员薪资和退休金已占行政开支的一半(目前的公务员薪资在未来会成为退休金的部分,且未来还是会新聘公务员)。行政开支的限制也会挤出津贴和福利项目、偿还债务的空间。

政府尝试以合约方式应对公务系统高负担的问题,但合约方式未必能保障公务员的福利。最理想的方式为转向约定提存金(defined-contribution)和红利(dividend),以减少政府的负担,也更有效的优化行政开支。

公积金提领隐忧

因疫情允许几次的提领,造成公积金储蓄水平成隐忧。公积金会员储蓄低于各自年龄基本储蓄,

处于青年和中年(16至40岁)的群组份额纷纷下跌。几次的提领对低收入群体造成非常大的机会成本,损失未来的退休金。几次的提领,换来的是需要长时间复原退休金存款。54.2%的公积金活跃会员(一年至少一次储蓄)薪资低于3000令吉,17.8%薪资介于3000至5000,意味著72%的会员薪资低于5000令吉。

面临薪资成长空间有限、高生活成本,提款的弹性成为拉锯战。有者建议达到提领年龄的55岁之后,终结一次性提款,以每月提款的方式取代。也有建议设立第三户口供全额提款作用,但以低派息率作为机会成本。

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非正式员工是那些不被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机构政策所保障的员工,这群体于2017年占劳动市场的39%(560万人),即10人中有4人没有获得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机构福利政策的援助。

近年财务规划醒觉(鼓励)或者政策辅助非受薪员工储蓄公积金、社会保险机构扩大受保群体范围尤其是自雇人士和移工、扩大失业保险(EIS)的受保群体范围、针对非劳动市场的群体如家庭主妇的福利项目都是正面的发展。

面对非正式员工,政府也需面对非正式企业,鼓励企业注册,并和对中小微型企业的辅助相辅相成。

扩大税基

退休后(60岁之后)带来的高健康保险保费、高医疗成本的问题。这会促使国民尽避免生病,如遇生病首选公立医院/大学医院/慈善型医院就医,造成公立医疗体制在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面临资源紧绷。另一方面,高医疗成本也造成国民无法把医疗保健(wellness) 当成是一种生活消费习惯(lifestyle)。

总结,政府长远需正式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和员工工作效率,以提升薪资;政府也须扩大税基,增加营收以应付涉及津贴和福利项目的行政开支和供经济与社会发展用途的发展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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