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华人中，有不少华土（著）混血儿，特别是在泰国与菲律宾。在20世纪前的印尼与马来亚，许多华民也与当地土著女性通婚，从而出现了华土混血儿族群。
其实，在中国本土也有不少与汉族通婚的外族外侨，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所谓的回族（或称为汉回）。一般人多知道中国有信奉伊斯兰的维吾尔族，却较少人知道维吾尔族之外，还有不少的少数族群是信奉伊斯兰的穆斯林。目前，中国的回族人数多达1100多万人比维吾尔族（约1000万人）还多。中国会有这么多汉人穆斯林，自有其历史因缘。
早在7世纪到12世纪的唐朝与宋朝时期，中国的京城与东南沿海的一些港口如广州、泉州、扬州等便有不少外侨定居；其中又以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居多，人数甚至可达万人之多。
在唐宋时期，这些外族外侨不准与汉人混居，而被限定居住在特定的地区，即所谓的番坊。番坊中设有番长，以便治理族人或教民的事务。这些番长一般由相关侨居该区的番民选出，后得被中国当局认可。当时中国人称这为“住唐”或“住宋”；若与汉人通婚所生子女则称为“土生番客”。
这样的制度设计令人联想到葡萄牙马六甲、荷属东印度（即印尼）、西属菲律宾与英属马来亚时期的甲必丹（Kapitan，原意为队长或船长）；其实甲必丹外还有其他封号如马腰（即英文Major，少校）或雷珍那（Lieutenant，中校）等。
就马来西亚而言，甲必丹制度沿用到19世纪后期而被其他制度替代，如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最早在1877年设于新加坡后，也沿用到马来亚本岛。性质上言，这是种“以侨治侨”的便利政策。
在中国，除了番坊番长之外，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霸縻制度（霸縻是驾驭马的套索），这是一种以土族治理土族的治理术；主要是用在边远地区，以防叛乱起义等。它也是治理成本最低的治理术。
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即印尼）也长于应用这一套，如英国在海峡殖民地是采用直接治理；可在马来联邦则是借用苏丹之名称来实际治理，也就是名为间接治理，实为直接治理；惟在马来属邦即北马四州与柔佛，则是采用间接统治，也就是近似中国的霸縻治理术。
在中国这套治理术沿用到明朝才试图改用“改土归流”，即改派中央派驻的任期官取代土司（部族领袖），到了清朝时期，改土归流已成了主流。情况类似英殖民改用华民护卫司或华民事务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取代甲必丹一样。
就中国回族而言，何以会有那么多回族？关键在于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时（13世纪）引入了大量的中亚与西亚人，一般称为色目人（眼睛颜色），而且赋与这些色目人较汉族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助治理中国。毕竟，蒙古人人数有限，才那几百万人口，如何统治整个中国？与唐宋时不一样的是，唐宋时的外侨多为商人，而蒙古时期的色目人则多为土兵、工匠等，甚至是官员（如郑和祖辈便是高官）。
在元朝时，这些外侨不再受限居于指定的地区，而是可以四处居留或与汉人混居。只是蒙古人只统治了中国90多年便被明朝取而代之。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正妻马夫人是穆斯林，这也使得明初中国朝廷带有一些伊斯兰色彩，如有人研究明朝初期，皇帝的食谱中没有猪肉；爱用青色；连皇帝祭天的天坛，其设计也令人联想到清真寺。
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些外侨也持有戒心，甚至强制同化他们。同化手段包括了改用汉姓汉名，这就使人联想到1920-30年代泰国或1970-80年代印尼强制华民改名换姓一样。只是不同之处是，朱元璋还不准这些回人回民族内通婚，而是要他们必须与汉族通婚。这样的强制同化就比泰国、印尼更彻底，也造成了汉回的大量形成。
有趣的是，尽管要强制同化（汉化）回民，可又放任他们实践其传统信仰，也允许他们聚居，如围绕清真寺聚居。这个文化同化，宗教不同化的政策便使回民可维持他们的传统信仰。文化上汉化的回民也可当高官，如郑和便是一例。这可能也是一个传统，如有人认为早在唐朝时的李白便是具有外族血统的文人，惟不影响被奉为诗仙。唐朝皇帝也接见过他。
由于宗教信仰得到延续，汉化穆斯林便成了一个具有本身特殊信仰的回族社群，他们也用汉语汉文学习伊斯兰或把《可兰经》译成中文，也出了好几位颇有成就的伊斯兰学者。
基本上，他们也如佛教徒一样，倾向于强调伊斯兰与儒学的共通性，也发表了颇多“伊儒对话”的著作。这些努力，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儒学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若不能在基本伦理价值上与儒家思相相容，就会被边缘化，难进入主流。
如同佛教把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同起来一样，中国的回族学者也把儒家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称为五典，是伊斯兰伦理的核心价值。实践五功（念、礼、齌、课、朝，这五项宗教功课）是尽天道，而实践五典则是尽人道。
天道与人道皆尽了就是尽了做人的义务。他们也引经据典证明五典是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这就贯通了伊儒对话的宗旨。此外，也有人从更高的哲学层次去贯通伊儒之道，如把格物，致知，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说成是伊斯兰的核心理想，是学习的方法与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目标。
总而言之，信仰伊斯兰与奉行儒家伦理是相容不背的，说到底这是个诠释的事宜。穆斯林要在中国生存发展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即成的体制与价值。
今天回族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也发行多种期刊。他们基本上较注重自我教群的信仰共同体之传承，而不像佛教或基督教那样热衷于对外传教。这使得回族变得像处于守势而非攻势。
在中国，回族相对集中于西北部的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由于有自己的聚集区，这使得回族较易维持自我特色，至于散居中国各地的回族就需要更大的毅力来坚持本族的信仰与自我认同。
同理，东南亚的华人若不是聚族而居，也就需要更大的恒毅力才能保住自我特色与认同。至于有否必要如此，就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生存环境及条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