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重新提呈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主题倾向于向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是一份“罗宾汉”财案（Robinhood）财案。财案中不乏惠民的援助措施，当中涵盖日常生活、交通、公积金、教育、医疗、通讯等不同方面。多项的惠民政策也意味著政府需要面临庞大的开销。
我在《财案开源良策在何方？》提及用于偿还国债利息将达到460亿令吉，况且我国已经连续25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如果不能有效开源，恐怕接下来并无财政空间持续执行惠民政策。因此，投资者最关切的问题是政府有什么良策增加收入来应付支出。
回顾2017年为期12个月，政府从消费税所得税收为443.5亿令吉。再把这个数字对比460亿令吉的国债利息，可以见得消费税在减低国债的贡献显著。对于政府是否应该重启消费税这件事上，我在《团结政府财案料有惊无喜》分析了重启消费税就形同潘多拉的盒子，是面对6州选举前的政治大忌。换句话说，团结政府不会铤而走险重启消费税，免得失去选民得支持。其实，政府大可以降低原有的消费税至3%来增加收入，尽可能不为人民增加太大的负担。
既然无法重启消费税来增加收入，对企业征收繁荣税恐怕会发出错误讯息，吓跑外来投资者。日前，雪兰莪州梳邦国会议员黄基全提议政府仿效沙地阿拉伯政府将国有石油公司上市，让国油（Petronas）上市。沙地政府在2019年让Saudi Aramco（沙地阿美石油公司）上市，主要是为了使沙地阿拉伯的经济多样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然而，黄基全的提议遭到曾任财长的希盟同僚林冠英反对，后者认为采用“挪威”模式更为妥当，即成立主权基金专管石油相关的收入。我个人认为，有了一马公司的前车之鉴，再成立另一个主权基金的道德风险过大。另外，我国已经有了像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稳定运作的主权基金，何必多此一举？
其他反对的声音则认为让国油上市无异于变卖国家资产；也有反对者像敦马哈迪当年反对政府出售宝腾（Proton）给吉利汽车，反对的角度从民族主义出发。还有反对者认为，国油就像会下金蛋的母鸡，将其上市出售给投资者就如“杀鸡取卵”。
上市时机
事实上，反对者忽略了国家已经债台高筑的宏观经济大局，汇率一路走贬是最好的佐证。另一边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低于国债更高的新加坡和日本。短期内把国债降至可控的水平的好处是可以稳住跌跌不休的汇率，恢复外国投资者来我国投资的信心。所谓时机不等人，现在国际油价处于相对高的时期，是政府顺势让国油上市套现的最好时机。
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按总资产计算全球国有石油公司，国油以1442亿美元（6445亿令吉）的总资产排在第三，仅次于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的Saudi Aramco和巴西石油公司（Petroleo Brasileiro SA）。排在前二都是上市公司，即民众都可以在交易所购买其股票。
其他同样上市的国有石油公司包括俄罗斯的Gazprom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除此之外，国油也是唯一一家财富全球500强（Fortune Global 500）的大马公司，2022年时的排位是第216位。
因此，国油在国际上的实力毋庸置疑。既然国油在国际上能见度那么高，选择在哪里上市也不成问题。对于国油在大马交易所上市将会颠覆目前银行股在指数有显著比重的情况，其实是杞人忧天的说法。让国油上市除了可以吸引更多国际知名投资者，也可以加强企业治理。国油也有机会由更专业的团队管理，避免步联邦土地发展局全球创投（Felda Global Venture）和马航的后尘。
有鉴于政治委任的文化在我国蔚然成风，就算是经历多次政权更迭也无法改变这局面，这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的有效运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本该让投资者去做决策。这比让政府干预对企业更有利。
总体而言，在让国油上市的方案上，政府可以采取“宝腾模式”，既保留至少50.1%的控制权，就不存在变卖国家资产的说法，而纯粹是释放企业价值。当然，政府在财政开支尤其是用于津贴方面要更加严谨，毕竟在出售国油股权后所得的股息会减少。与其说让国油上市只是为了减低国债，实际上也可以达到减少对国油在财政上的依赖。
国债问题牵连甚广，刻不容缓，政府必须把握时机在下一次暴风雨来临之前先做好准备，避免再次出现人民需要提取养老金来应付的凄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