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将在马来亚从商累积了钱财，并将大量财富无私奉献给中国内地的陈嘉庚，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他无不赞誉有加，美文不断的称他为“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追捧，不单是他奉献了巨款为中国兴办教育，而是在他目睹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无能，决议支持中共政府。1949年后，陈嘉庚受毛泽东委任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位。
陈嘉庚一生为中国内部的多场革命、战争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出巨资并号召华侨商民捐款支助抗战，抵御日本侵略。在他领导下，在马来亚劝捐购买的“救国公债”于1938年就累积到1500万元叻币。按照当年一名劳工月薪12到15元叻币计算，这一笔钱于今天的等值是无比巨大的，再加上其他华侨汇款支助的数量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陈嘉庚作为一个“爱国侨领”，他当时的一系列行为的确可看成义举，无可厚非。但本文的思考重点是，在今天马新两地的不少华人，迄今仍然一如既往的把陈嘉庚看成是一代楷模，像中国大陆许多人把他推崇为社会完人，确有商榷之处。因为我们现代的马新华人还有分不清本土与祖籍国中国的区别，双方利益之间有差异，那就是问题症结所在了。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谈谈陈嘉庚对居留国社会的忽略。
对居留国社会的忽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陈嘉庚从躲藏了3年多的印尼小岛回到新加坡。之后，他继续为中国前途奔走效命。1947年，他组建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以民主党派身份呼吁停止中国的内战。1949年蒋介石战败被逐出大陆后，他还在同年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陈嘉庚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和财富都奉献给他热爱的祖国，还影响了很多其他人效仿他做同样的事，但很遗憾的是他却严重忽略居留地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和前途。在陈嘉庚看来，殖民地的新加坡只不过是他的暂住地，前途和华社关心的事务似乎与他没多大关系。
二战后，以陈嘉庚对国际时事的认识，他本能应体会到英殖民地如印度、缅甸，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和荷兰殖民地印尼等均先后脱离宗主国独立，按这个国际趋势推断新加坡脱离英国独立也应是迟早的事。然而，即使他洞察到这个方向，他也不会以侨领身份带领华人发起一个运动，趁机组织起来跟英殖民政府磋商政权移交本土的事务。因为陈嘉庚自始至终自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华侨，新加坡的政治前途与己无关。假设陈嘉庚能在新加坡以民主党派立场跟英殖民当局和平谈判移交事宜，他该是多么的受欢迎、受器重。
新国热爱华校者悲催心理
二战后，与陈嘉庚同样热爱中国的相当部分新加坡华校生，选择了追随中国的左派工会运动。和陈嘉庚一样，他们的政治倾向是紧随中国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但不同的是，陈嘉庚是纯粹“中国导向”，而他们却有“本土导向”。
这些华校背景的年轻人以对抗方式与英殖民者周旋，但他们的势单力薄终于走向失败，而他们热爱的新加坡华校教育也跟著消失，因为英殖民者临走前安排接班的是英校教育背景的精英。后者跟华校并无感情，而且他们也坚定认为英语能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经过英校精英领导层的勤奋努力，新加坡经济成就的确有目共睹。
今天，新加坡热爱华校教育者普遍有一股莫名的矛盾心理。他们推崇陈嘉庚热爱教育和他的慈善事业，歌颂他的“爱国”事迹，但令他们感到悲催的是，新加坡华校却消失了，像陈嘉庚这样缺乏本土意识的领袖，他是否应负起部分责任？
以人格论，陈嘉庚的一生是崇高与值得尊敬的。但可惜的是他的中国大一统潜意识太深厚，丝毫没有对居留地侨民本土化的意识，因而也不会有改写新加坡战后史篇章的可能。这样的思维，我们上两代的华人特别浓烈，跟一般移民外地的西方人有本质上的差别。历史没有假设，逝者已往矣！追思责任还有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