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令吉最低薪资终于宪报，这是一个里程碑。1500令吉最低薪资是大马职工总会（MTUC）自2013年所追求的，也是第14届全国大选国阵和希盟的其中一个竞选宣言。
面对高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高企，落实最低薪资有助于帮助贫困阶级消解生活成本高企的冲击，然而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全球和国内供应链问题）企业是否能吸收这些成本？
此前的最低薪资的设定和调整因区域而定（除了2019年），一刀切的一套标准（one-size-fits-all）1500令吉最低薪资调整，是否考虑各州城乡的生活成本差异，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是否妥当？
本文将以上下两文，尝试回应这两个议题。
国家薪资谘询委员会（NWCC）的最低薪资设定涵盖基本需求和市场状况如生产力、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而其中一个参考对象就是贫穷线。
贫穷线于2019年调整统计方式（俗称2019 methodology），贫穷线于2019年大幅度调整至2200令吉（一家四口）。相比2005年统计方式，只强调最低营养需求，2019年的统计方式参见了2017年卫生部对于营养的准则（2017 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and the Malaysian Dietary Guidelines），强调适中（optimum）和健康的营养需求。重新修订的2019年统计方式更反映当下的消费习惯。
面对生活成本高企，1500令吉最低薪资的调整更对齐（align）贫穷线。
经济后果
需要留意的是最低薪资和贫穷线的差别，除了最低薪资针对个人和贫穷线涵盖一家四口的家庭之外，两者落实的经济乘数后果（multiplier effect）也有别。
提高最低薪资会加重企业成本，带来的后果包括企业可能采取撙节措施（如裁员），成本提高带来的价格提高也可能导致通膨，因此生产力、失业、通膨也是设定最低薪资的考量之一。
相反的，贫穷线带来的经济负担更多是政府补助（影响政府营运开销）。提高最低薪资更多的是伦理的议题，即社会正义。
之前几次的调整（2014年至2019年）失业率于2.8%至3.4%徘徊。随著经济的开放（更多新工作）和对外国移工的限制（先让本地员工填补或者加速电子化再聘请本地员工从事较高价值工作），有助于缓解本次25%的大幅度提高（历来幅度最大）。
最低薪资的提高需要考量到中小型企业和疫情之下复苏缓慢的行业。此次的最低薪资调整，给予小型企业（少于五人）适当的缓冲至明年，但忽略了疫情之下复苏缓慢的行业。
下一篇会再探讨最低薪资一刀切的模式、外国移工受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