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开始大批下南洋的中国移民，要说身上带来的文化基因是什么，我敢说其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是勤奋节俭和帮派组织。这两个文化元素自然有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成因。勤奋节俭是当时小农经济和无地佃农的生存必要条件，而帮派组织是封建时代司法不公、县官大爷因官饷有限，还必须“寄食于民”的间接产物。
县官依赖额外收入的所谓“民”，绝非穷苦百姓，而是非富即贵的地主和商贾。你县大爷既然拿了别人的钱，就有义务替人办事，办好了钱财才会不断有来头。至于县乡地方有土匪也不愁，因土匪没胆冒犯县城，上有命令就剿一剿，平时留著也不碍事。
大马华人社会至今还部分承袭先辈的帮派组织传统，但它已跟原来的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就拿二战后到现在的76年间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吧。前阶段是1946年到1980年代初，后阶段是1980年代中到2020年。
前阶段的早期1950年代，因当时教育还未普及、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城市青年找生活觅职困难，容易受私会党组织威迫利诱，而加入他们的非法组织。还有，1957年独立前的殖民时代，殖民政府基本接受私会党对小商民的“保护”作用，这样可以减低警力开销。但随著国家独立，本土政府接管后对私会党组织开始加强管制，直接负起对商民保护职责，为民选政党政治的合法性铺垫道路。
1969年五一三的种族骚乱中，政府对雪隆地区私会党施行过的打击，也影响了私会党的生存范围及招收新人的活动。也许更重要的，还是1970年代后期由中东石油危机带来大马的经济起飞，给了传统私会党组织致命的打击。西方工业国大幅度将工业转移到东南亚，以及大马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导致的经济起飞，不但提升人们普遍能受更高的教育，还为青少年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如此一来，私会党招募新会员变得异常困难。
然而，华社中间的黑帮并没有完全绝迹，它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原有的约50个大小私会党本来是洪门会和华记及其支派最有影响力，但已在新的形势下逐渐失去具有核心组织的原动力。各地区门派领袖和党羽也许还若隐若现的用原来的帮派名堂，但他们的经济财源已今非昔比。许多帮主既做正当生意，也干点偏门的，譬如涉及金钱游戏、经营地下万字票、足球赌博、放高利贷等行业赚钱。
不再一切诉诸暴力
据说马六甲市区经营生意的黑帮，早已建立了联合生意伙伴组成互惠互保组织，有纠纷就尽一切所能不诉诸暴力，以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黑帮的这种良性发展，应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经商的黑帮领袖人物给人的形象和一般成功的商人没有两样，出入会有大豪华车，甚至还会带上私人保镖。手头顺溜的和喜欢有个勋衔的，也可能托人打通王族关系，弄个拿督或拿督斯里之类的头衔，舒服神经一下。
根据3年前大马警方透露，在全国现有的65个黑帮共9000多成员中，约62%由华人黑帮头子掌控，但黑帮成员却以印裔人数最多，华人为次，马来人最少。这充分说明华人黑帮老大不得不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族群寻找“兵源”，收保护费、看场子、充当社团庆典节日的帮手等等。近年来，一些非法放高利贷的黑帮也改成合法的小放贷公司，挂起招牌正式经营生意。
随著时间的推移，大马的现代黑帮人物，据知大多数都沉默做人不张扬。因为他们都明白“树大招风”、“邪不胜正”的道理，图个能赚点钱过好日子就行了，犯不上与警方为敌。万一年轻气盛，因一时沉不住气公开打人的，惹上官司，我想也会事后懊悔不已。60、70年前为争夺地盘斗狠霸凌、打打杀杀的粗俗行为，今天已极为少见。
回到文章开头说的中国封建时代帮派大佬与官府勾结，鱼肉乡民的事，这早已成了历史。大马说到底，纵使它还存在著政党政治人物操纵司法和官场贪腐，但还基本算的上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庆幸今天大马的黑帮人物，已经是带隐蔽性的个别和孤立的产物。他们对社会的潜在危害，不足于造成惊涛巨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