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疫情肆虐、混乱无序的年代。宣布全面封城之后，标准作业程序迟迟交不出来。6月1日封城首天，注定乱作一团。又说贸工部（MITI）信函于5月31日失效、到底和哪一个部门申请、从本来各自行业所对应的各自部门，回到还是通过MITI机制来拿营业批准，人民生活鸡飞狗走。
就算首相慕尤丁宣布400亿令吉的援助计划，大家都兴奋不起来。无关痛痒的援助，麻木无助的人们，失去领导威信和治理能力的政府。
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都喜爱猎巫。宣布全面封城后的第二天，媒体报道：研究报告断定，沙巴州选触发第三波疫情。2020年的沙巴闪电州选，再次进入苦于疫情的民众视线内。
这项发表于《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期刊的研究报告，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NUS Saw Swee Hock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团队撰写，目的是以沙巴州选为研究案例，探讨群聚如何造成冠病疫情爆发。研究发现，从去年9月26日到10月12日之间，沙巴发现的新病例高达70%乃州选所致，而其他州属约64.4%的新病例都是沙巴州选间接导致的。
看了这则新闻后，我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若照这个报告所断定的，我可是帮凶之一。毕竟，在巫统前首长慕沙安曼宣称掌握了足够议席、意欲夺权的那晚，我有份出谋献策，赞成时任首长沙菲益宣布解散州议会、进行闪电选举还政于民。难道这不是民主体制内，正当性十足的应对方式吗？
不。我不是在寻找开脱的借口，也不是要进行口水战、指责敌对阵营挖角倒泛民兴党政权，才是触发第三波疫情的主因。然而，在全面封城之际，媒体渲染“研究报告断定，沙巴州选触发第三波疫情”，恐怕有“以科学客观的电脑模型运算，污名化民主选举制度”之嫌。
去年在疫情底下，亚洲地区也有韩国、新加坡进行国会选举，也没引发新一波疫情。究竟选举可以进行，只是选举筹备上要怎样加强防疫。所谓沙巴选举触发大马第三波疫情，仅仅是表面现象。应当追问的，是怎样的政治社会生态、选战模式，让朝野双方都无法避免进行大规模群聚，进而传播病毒。
疫情的第一源头
沙巴郊区比城市多，选战拉票极度依赖“见面三分情”。一旦选战白热化，国安会有关群聚活动的标准作业程序更是形同虚设。另外，选举委员会食古不化，不允许居住在外的沙巴子民以邮寄选票来履行公民责任，加上各个政党动员支持者前来助阵，人流往返不在话下。选举结束后，国盟政府迟迟才决定必须规定从沙巴返回其他地方的人士需要隔离，已经为时已晚。
选战时的激情和政府的怠慢，无疑都是催化剂，然而都不是第一源头。回顾疫情始末，沙巴冠病传播都从东海岸开始——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新近出版的《沙巴选战观察：2020州选及生存至上政治》（Sabah From The Ground: The 2020 Elections &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是评析这场疫情中的选战的第一本综合专著，内容各方各面，对当代沙巴政治有兴趣的可以一读。编辑之一乃美籍学者碧莉洁威斯（Bridget Welsh），曾好几次撰文关注沙巴疫情。她有份撰写的总结中提到：
“当选举要进行时，沙巴的冠病个案很少，从年头开始累积下来只有324宗，2020年7月只有25宗。……沙巴被视为其中一个控制疫情最好的州属。
然而，这一切将会改变。……提名日前一天，沙巴新增167宗，来自一所拿笃扣留营。以怀疑的眼光观之，沙巴很多人视这些新增个案为“联邦阴谋”，鉴于事实上许多原初个案在联邦管理的扣留营发现，例如在斗湖和拿笃——那些非正规移民与没有身份文件人士，或如一些沙巴汉称呼的‘非法移民’，被羁留之处。”
前述新加坡的研究报告，也提及“从9月26日到10月12日之间，沙巴州发现的新病例高达70%乃州选所致。这个数值在每个县有所不同。例如，在仙本那县，高达95.7%的病例是州选造成；斗湖则是79.5%，拿笃则是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