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和去年，饱受新冠肺炎肆虐的全球各国皆苦不堪言。
去年，当肺炎瘟疫在中国武汉爆发和蔓延时，医学专家均对这个新型病毒一无所知，不知道有什么特效药可以对付病毒，对病毒的病理机制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
无计可施的医学专家只能建议政府落实封锁措施，以阻断新型病毒的传播，等待进一步的医学研究再做定夺。
然而，在医学专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国宪法专家张千帆给了医治新冠病毒开了药方——宪政民主。2020年2月11日，张千帆在《纽约时报》投稿的《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一文中，指“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
他也说，“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哪能像我们这里如此悄无声息？即便总会有部分百姓认为这是政客摆姿态，但是有没有人替你‘摆姿态’，会造成天壤之别的现实效果。”
接著，英国老牌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人》于同月18日刊登《Diseases like Covid- 19 are deadlier in non-democracies: Even though China claims otherwise》 （在非民主国家类似新冠的疾病更加致命：尽管中国声称非如此）的文章，指出落实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比非民主国家更能抑制和应付瘟疫，此论述亦适用于富裕或贫穷的民主国家。
《经济学人》文章指出，自1963年尼泊尔爆发天花，直至最近的伊波拉瘟疫，数据显示在处理瘟疫方面，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的死亡率更低。与中国有相同收入的民主国家，在比较之下，以往的瘟疫在每百万人当中杀死了6个中国人和1个民主国家的人。
现在参考了各国的抗疫经验，我们回看张千帆和《经济学人》的文章，肯定会对两者武断的结论感到不可思议。当下不需要赘言的是两者武断的结论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事后孔明简单，但现在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会作出如此武断的结论？
首先，两者在预测各国抗疫的结果时，都不是基于科学而作出结论。要预测复杂的政府行为、执行力和反应，是社会科学的难题。迄今，各界仍没有一个认同的模式，遑论敢下一个武断的结论。
要预测一个难以观察的社会行为体的发展，套用中国学者阎学通的国际关系预测论，先要理清楚两个概念，一是预测方法，二是预测效率。预测方法，是以理论为指导，辅以科学方法，再充分利用以往的经验，作出预测。预测效率，可分为或然率、偶然率和必然率。
要在最具不确定性的社会政治领域作出预测，预测效率肯定是无法达到必然的，顶多只能预测出或然率或偶然率。
回看两者的文章，均没有使用任何理论或科学方法，两者仅使用了本身以往的经验进行推断。换言之，这是凭著经验主义下结论。
小题：政府和治理之不同
第二，上述两者混淆了政府（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以为政府和治理是相同，殊不知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1980年代，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执行贷款计划时，经常面对借贷国家缺乏执行力的问题。那个时代并没有区分什么是治理或政府，而大家对后者的认识更为普遍。
一般上，在项目面对问题时，人们都会把矛头指向政府，指责政府误事。做出这样的指责，对世界银行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是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可能会得罪当地政府，导致项目被腰斩。
为了推进项目，世界银行需要与当地半民主或独裁军政府合作。为了增加工作效率，乃至不得罪当地政府，世界银行创造性地发明治理术语。
世界银行于1989年将治理定义为“行使政治权力以管理国家事务”。一国若治理妥当，就被称为拥有良好治理，相反的被称为不良治理。
治理术语的诞生，使世界银行可在不得罪当地政府情况下，为其提供改善治理的建议，甚至抨击其治理不善。
治理不与政府类型或意识形态挂钩。一个非常民主和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可能其治理是非常糟糕的。例如，美国处理新冠疫情的效率显示了这一点。一个威权政府缺乏民主，但其治理可能是出众。例如，中国和越南在处理新冠疫情的效率。
当然，一些民主国家也可能有良好治理，一些威权国家也有不良治理。但是，不假思索地把民主国家等同于有良好治理或把威权国家与不良治理挂上等号，是不科学的行为。
正如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简单等同于只会发生在威权国家，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发生，是不科学的预测。日本福岛核电厂也发生核事故，就打了这个不科学预测的脸。
凡有争议都把焦点带往意识形态的辩论，仅会让我们距离看到问题的根源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民主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表述，而治理则是科学加经验的实践结合体。
将民主与治理放在一起讨论，必须要谨慎思考其他变量，才能避免重复发生上述两者凭著经验主义武断下结论的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