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多面理，同一个事件或现象有不同的解读是常规事，如在美中贸易中，特朗普强调中国对美的巨额顺差是种经济侵略；可中国内部则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以低人权，高污染，补贴外资的代价来赚取微利的悲惨增长，是穷国补贴富国的亏本生意。
同理，2020年大马对外贸易总额（出口+进口额）是约1.7兆令吉，其中出口占9808亿，进口占7961亿，顺差是1847亿，有高官说，这是件引以为傲成就，也突显出口强劲抵消了疫情带来的不良冲击；只是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则说，进口下跌恰恰反映了人民生活困苦，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这是生活水平下跌的证明。
从国际贸易学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这个争论并没抓到重点，而只是党派间的口水战。首先，出口额太小并不是重点，出口额中国内增值占比高低才是重点，情形就如销售额并不等于利润额。
国际贸易学者会关注国内增值的占比，而非单纯的出口额。此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进口的多少固然重要，但进口的内容更重要，如是否只是进口一般的消费品，抑或是进口生产性的设备。若只是进口一般消费品或供组装用的半制成品，而不是可提高产业层次的生产设备或实用的知识或技术进口，再多也缺乏实质意义。
这里涉及一个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争论。若一国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的价值链，那么这国家虽可得廉价的工作机会，但不会有助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且可能长期卡在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Low LevelEquilibrium Trap）而难向上。这正是大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因。
大马在1992年便已进入中高收入国行列，可迄今依然卡在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固然很多，但无法成功往更高层次的出口价值链上升是个关键因素。
伸言之，大马虽是个制成品的高出口国，出口报价中也有不少高增值产品，可问题是这些产品中的高增值组件几乎都是进口货，而非本国生产的。易言之，我国只是赚取廉价的组装、包装、测试的血汗钱，而不是高增值的利润。此点可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中一窥究竟。
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出口结构中，大体上是制成品占约80％，农产品与矿产品则大体上个别占约10％（视其价格波动而定），而制成品中，双电产品（电子、电器等）又占了最大宗（约40％），而这些产品特别是双电，又多是外资所有。
伸言之，大马本国缺乏高增值的内资企业。2020年手套业大赚特赚是个例外；其实，手套业是个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而且表面观之是资基产业，也就是利用国内胶产品制成的产品；只是这20年来，手套业已往化学手套发展，其原料也多是进口货。
就天然胶言，大马的胶汁产量早在20年前已被泰国与印尼超越，以至于即便是天然手套，其胶汁也有很高比例是进口货而非国产品。从进口方面看也突显出大马是以进养出，也就是来料加工，来件组装类的加工贸易，且加工层次不高。进口中一贯以来均是中间产品占最多（约50多％）。所谓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是指那些基础原料与组件。
大马家债占GDP80%
自1997-98年以来进口中，资本商品即生产设备类便节节下跌，近年只占约10多％，余者为再出口商品与消费品。这样的进口结构，突显出国内增值有限，以双电为例，一般来说，若报价是1000美元／4138令吉，本国增值大体上不会超过200美元／827令吉。
其实，这也是何以长期以来大马人的一般工资水平难以大幅上升的主因。进而言之，1997-98年后大马已出现过早的脱工业化趋势，别说是高科技，连一般的制造业也早衰。此点也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中一窥究竟。
现在的大马主要是靠服务业与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在1987-97年主要是靠出口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这个从出口与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与内需推动的经济也大幅提高了家庭债务的节节上升。目前大马的家债已占GDP的80％，是亚洲最高之一，是个危险信号。
就国际贸易而言，本来若善于利用，如日台韩新，是加速经济现代化的助力；只是这需要历经一个先苦后甜的阶段，如抑制内需而把资金集中到生产性投资与出口，以加速产业升级（称为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可大马却没能经历这个先苦后甜的阶段，也没有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终而没能像日台韩新一样升级。
最低工资制是双面刀
升级不成的后果便是，工资基本上停滞；只好用出台最低工资制的方法提高工资，可这是一把两面刀。目前，大马约150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30％是高技能工（月均收入约3700令吉）；其他则是半技能或低技能工，且有好几百万廉价外劳。在这种条件下，出台最低工资制，恐怕主要受益者还是从事外劳产业中介（他们之中有不少是政治人物）。
在一个不注重技职教育，工作人口普遍缺乏实用知识与技能的低工资竞争国，出台最低工资制只会加速脱工业化与制造大量的廉价服务业就业机会。与其出台最低工资制，倒不如加大对公民的生活援助金补贴来得实际。
本来贸易立国是个可以加速国家升级的机会，日台韩新港便是善用此来升级入高收入国，何以他们能，大马不能？或许1970年代大马走的族基式国家资本主义（如新经济政策）是个关键因素。1960-8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贸易立国的大好时机，过了黄金30年，靠贸易立国就变得事倍功半，因为东欧、印度、越南等也开始积极招商引资，进而分散了大马的机会。
1990年代初期，大马股市与建筑业狂飙也使资金误入歧途，终而招致1997-98年危机，及之后长期陷入年均增长率为约4-5％的L型新常态。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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