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第14届全国大选不仅改变了大马种族政治的面貌，也对社会改革带来深远影响。
509前，在野党和公民社会认为两线制是各种问题的解药，特别是化解困扰大马的种族政治问题和促成社会改革。自1990年，时任董总主席林晃昇提出和推动两线制概念，当时一批社运人士加入行动党，参与和壮大在野阵线，对抗一党独大的国阵。
原以为改朝换代，希盟上台执政后，改革步伐会逐步落实，走向淡化种族政治之路，改以绩效和能力取代，无奈情况恰恰相反。
改革步伐是进两步（执政第一年），退三步（执政第二年）。“马哈迪主义”复辟，希盟内缺乏制衡力量，放任马哈迪的“独大”，我们错过改革黄金期。
操弄民粹形成对立
希盟执政22个月有其贡献，但也面对体制内不配合，以及体制外则有以巫统和伊党为主的在野党炒作族群情绪，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这不包括，右翼和排外组织，如大马穆斯林联合会（ISMA）和其他社交媒体群组的兴风作浪又添乱，滋扰公民社会。
509大选打破旧秩序，但新秩序还未来得及确立，就被反扑的旧势力取代，导致得来不易的政权轮替果实被盗走。我们又回到旧秩序，甚至比旧秩序更杂乱无章的情况。
代表新势力的希盟和沙巴民兴党，因为内部问题，以及盟友对关键课题（首相人选）的立场分歧，各别政党本身亦有不同层次的矛盾，未能凝聚成一股推动制度改革的强大在野力量。
淡化种族政治和促成社会改革，无法一步登天。政党过去以民粹方式，收获支持率，但难以永续经营。建立在民粹和鼓动情绪基础的支持力，必然非常脆弱，可轻易被更民粹和煽动的言行影响，以及在期望落空后，虚脱放弃。
目前出现和发生的情况，远比2008年政治海啸至2018年政权更迭后更严峻，其带来的反弹和挑战，超乎大家的想像，我们未能拟出有效解决方案。
希盟过去两年掌权期间，所有反希盟的势力以不同形式和模式汇集一堂。当中有巫伊组成的全民共识（MN），也有保守排外的党团，还有网红伊斯兰传教士，他们把族群关系对立起来，根据肤色和宗教划清界限，甚至连本身宗教的信徒也被划分为，捍卫族群利益和出卖族权权益的标签。这些右翼保守排外的党团人士，未必全然支持巫伊两党，但他们在种族和伊斯兰课题上结合力量。他们把华人与行动党划上等号，而行动党则被视为支配希盟，加上他们故意扭曲行动党领袖的言论，扩大分歧，形成对立。
希盟政府未能有效回应，分裂和瓦解这股力量，反而本身被旧势力牵著走，作为捍卫多元世俗力量的公正党被分裂；行动党则急著摆脱华人色彩，以全民角度看待议题。惟，马来社会对行动党的偏见已成形，连带把华裔一并视为火箭粉丝。
看清政治人物局限性
希盟没能及时纠正各种偏见，重夺舆论掌控权，失去先发制人优势，处在被动解释和防卫模式，而非主动引导舆论。这期间发生多宗，故意染上“3R”（宗教、种族和王室）的议题，似是而非的言论，放在种族对立的脉络，有很大市场。结果，我们期待的淡化种族政治与社会改革面对比以往更严峻和难测的局面。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便利，自媒体时代催生大批网红意见领袖，各种直播讲评，出位言论把种族政治推向更保守，社会改革则荆棘满路。舆论开放，看似有利民主发展，明显偏见和制造矛盾的言论却不受治理，脱序的观点，令族群关系恶化。
大马的种族政治，变种为更复杂的身份政治。同族内因为不同的成长和接触背景，形成不同身份。身份政治成了新挑战。当公民社会提出诉求时，保守右翼党团也在同样的民主空间下，推广本身的议程。
我们必须接受此常态，在争取种族平等和社会改革的道路上，避开地雷。若过于偏执和理想化，只会拉开距离，对推动进步议程的帮助不大。
民众也须意识到，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局限性，不能把推动公民议程的工作，交由政客承包。要打造中庸进步思维，由公民社会领导的进步联盟运动，人民为主，政客为辅，两年内两次换政府，让人民看清更多政治现实和局限。哪怕前景不明朗，也须呵护灌溉进步联盟的幼苗，让它成为主要选项，迫使朝野以更普世价值观，看待和处理问题，尊重宪法赋予的权益。
（本文为2020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