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大马华族有其特定国情下产生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整体上言，华族一般的观感是，华族是各族中社会经济状况较佳的族群；在思想境界上，不少华族自认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思想较他族进步开明，甚至认为他们有义务启蒙他族，让他族赶上华族的思想层次。
可尽管如此，一般上，华族又有广泛深刻的受害者心态，认为华族对国家贡献良好，也够爱国，可就是得不到平等待遇，甚至还得多缴一份所得税，如华教事业。这个悖论就使华族长期出现抑郁不得志的苦闷心理。
这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出路何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格局早在1957年独立时便已形成，一直到今天，这个格局依然没有得到突破，而是旧态依然。
在政治上，大马政治有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是自1959首次独立后大选以来，大马政治便是个阵线对阵线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政党数目虽多，可若组不成联盟型阵线便无望取得中央政权；其次是，多数选民具有投党不投人的投票倾向，当然这个倾向是由多党联盟阵线的格局决定的。在这个格局下，投第三势力等于投浪费票。
其三，马来族占多数的选区一贯占总议席中的多数。这就决定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马来议员都会在国会中占优势。马来族议员占多数有其人口上的因素，如在2019年，土著占了公民人口中的约69％，马来族占约56％，东马土著占约13％，西马原住民占不到1％。
选区划分偏向土著
更甚至的是，选区划分过度偏向土著，以致非土著难有突破，如1957年时，不同选区的选民差额不能超过15％，可1959年后则改为不能超过50％，而1969年513后，连这个50％的上限也被取消，变成无上限。这就使得华裔选民人数比例虽比人口比例高（占29％），可却被抵消。因为，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的单一议员选区制，而不是按得票率分配议席的比例代表制。
其四，我国联邦宪法对马来族的政治安全感与优势有特别保障，如在一些关键事项上，即便国会2/3通过，还得经过统治者会议认可；其五，大马的公务员中，马来族占了约77％，东马土著占约13％，华族与印裔只占约10％，其中高官、军警皆为马来族把持，连在经济上也是官联公司主导大马经济。
其六，在思想教育上，大马人也被“教化”接受大马的既成事实，媒体还妖魔化华基在野党与华族民权运动人士为极端主义者。简单说，敢挑战或试图改变这个既成格局的努力会被定位为破坏国民团结的坏份子，不受欢迎的人物。近年来，连一些自视进步开明的华族知识份子也包括一些华校出生者也认为据理力争平等待遇会损及大局。如指责董总捍卫华教的努力有过火之处，有损跨族群合作，最近的爪夷文事件便是一例。
马来族坚持支配
这里也充份反映出，大马政治的特点便是马来族（实为既得利益的马来精英集团）坚持马来族支配，而非马来族依附的支配─服从（Dominance–subordination）的格局。即便在执政联盟中，马来族以外的加盟党也只能是当家不当权的服从者，或是被逼当公共政策的打圆场者，得为执政联盟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辩护；若有大问题便得进行事后的小补救或小调整。不仅2018年509变天前是如此，即便变天后，议席最多的行动党也似乎是当家不当权。
对许多华族言，这确是个沉重的打击。本以为新政权会一改华基政党当家不当权的格局，没想到变天后也是换汤不换药。这里的困境是，华族愿意给于走多元主义路线的巫基或马来族领导的政党大力支持，可问题是，这个走多元主义路线的能否得到足够的马来群众支持？
就如马哈迪所言，安华不能当首相，是因为公正党走多元种族路线，且安华不能取得多数马来群众的支持。尽管如此，许多华族依然愿意尝试支持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与政治领袖，因为这是一个不试不甘愿的可能性。
在现阶段，大马的特色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各族关系融洽，马来族一般也颇看得起华族；只是由于长期的教化（洗脑）之下，各族在涉及实质利益与资源分配时，依然会受零和博弈的族群输赢论的影响。只要不能突破这个零和博弈的资源、权力、机会的竞争思想与心理，就难有高层次的共赢共荣思路的普及化。
在实践数人头的选举民主国家如大马，人口占少数的民族很自然地会强调起超越种族、宗教、语言的普世价值，可人口占多数者又会有合理化其政策的另一套思路。
据此，相对或绝对少数民族，就得寄望于优势民族的分化，如1980年代马来族同质性较高，也较能在巫统领导下团结一致（程度上言）；可随著马来族内部异质性的增加，阶级性的贫富分化或思想利益与宗教主张的不同，而日趋分化。被动的华族也能策略性地随机应变，支持有利普世主义的主张与政策，可这个策略性的理性选择，也得看马来族能否真正地启蒙到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走向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华族精英各种努力
连发达国家如美国，特朗普也能靠搞美国优先白人至上的特殊主义与民粹主义上台。有鉴于此，华族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历史地看，华族的一些精英也尝试过各种努力，如1950年代争取平等公民权地位，华语列为官方语文（而非国语），更合理的政治代表，可在1969年513事件后，这些争取权益激情渐趋淡化。
自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后，更出现了从谈阶级转向著重民族自救的政治转向，时常抱怨政府政策出现执行偏差。一直到1990年代，才因出现小开放而走出郁闷，渐趋开朗。进入21世纪，还出现了从边缘化再次走向主流化的努力。
这个主流化的努力，终于在2018年的509换政府中实现，可又因特殊国情让马来族本位主义的老马任相，不当小党当老大还显出“一人政府”的首相政府色彩，现在政权又回归到旧式政治，的确令华族颇感失落。尽管反复，路还是要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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