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自华人农历新年（1月25日）前后，经过了两个月的抗疫和考验，终于迎来了逐步解封的喜讯。
虽然尚未有特效药物及治疗手段可做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当时也没有人相信能控制或抑制病疫大大减少的可能。几乎千万只眼都盯著武汉及湖北的疫情；甚至全中国。也许有人口不对心地希望这次的病毒能“淹没半个中国”，让它奄奄一息。
结果适得其反，在三月份时，中国疫情竟有峰回路转的时机，不但受感染的人大为减少，甚至连死亡率也得到控制。可是就在中国疫情走向缓和之际，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不幸迅速传开疫情，连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病例已接近4千例，也有超过60多人死亡。
因为病疫来得快，马来西亚被迫在3月18日实行“行管令”，基本上所有商店都需要歇业，除了获允开市的巴杀、杂货店、超市、餐食店/摊、药房、药店外，近期则加上农业原料店（肥料及农药）、五金店、零件店、宠物店（饲料及药物）允许在指定时刻营业。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较具规模的企业都停止操作。
发援助金救急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第一次发现到这种接近“封城”的措施比戒严还要长及还要严格，每户只能一人外出购买必需品；同时只能在住家附近10公里范围内外出采购必需品，而且过了晚上8时就不鼓励车辆自由通行。
正当所有的马来西亚人盼望疫情能在3月31日解除前一周，又被通知“行管令”展延至4月14日。这就是说，人民要承受一个月的不方便，不仅收入大为减少，而且一些人家中的储蓄也可能用得七七八八。
就在百姓钱不够用和不知会延长“行管令”时，政府宣布拨款100亿令吉援助金给中低收入群体，每人可获得800至1200令吉的津贴，为期三个月。这是天降甘露，但也只能有助燃眉之急。
除了发放现金予受薪阶级外，刻下国人都以焦虑的心情等待政府宣布好消息，不再延长“行管令”，否则会爆发经济危机。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情况还不算太差，也得到控制，死亡人数有限，无须步步为营。
如果开放城市，恢复企业商店正常操作，会加重疫情吗？如果继续封锁，控制疫情，则我国经济会否崩溃？在两难底下，择其一必然有反效果；择两者同行，也许会抱著一起面对，有利有弊。
就马来西亚一个资源丰富、人民丰衣足食的国家，应该是可以顶得过去，但坏在没有人知道疫情何时被控制；再加上如果欧美国家疫情持续恶化的话，整个世界经济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我国也会陷入两难之中，开放或封闭都有其好坏。
如何扭转经济
如今政府已拨出2500亿令吉应对，相信可以勉强过关。当然，也有不少的质疑，譬如：银行还款期限延迟6个月，但这不包括信用卡的欠款；还有谁可以控制物价不波动？哪个部门有此权威？若货供不应求，谁来补上？
政府一方面警告商家不可哄抬物价，另一方面又保证货源充足，也没有起价。但如果货源不足，商家以较高价入货，是否可以调整物价呢？也有人估算我国因病毒传播可能导致200万人失业。这个数目尚未得到证实。但以过去的情况，我国失业率只维持在3%或以下，失业者不算多。相比，联合国估算全球将会有2500万人失业时，马来西亚的数目就不算大了。问题是我们怎样使经济扭转回来？
如当旅游业陷入瘫痪的时刻，我们又怎样期待游客会在今年6月回流？如果这一年一切显得冷冷清清，不但旅行社会倒闭，小型酒店或民宿也会关门大吉。还有德士、Grab及其他交通工具的业务员，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最致命的是航空公司在停飞的时日里，它们的损失又是如何算的呢？
虽然我们赞成人命比经济重要，没有了命有钱也没用。这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情况而言。若是以整个社会和国家来看，就不能不考虑到经济恶化下的后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会增加，人与公司的失调也会加剧，在事事不顺利下，金钱又转变成第一位，从而加重社会的矛盾与混乱。
这种情形我们就可从欧美国家中看到。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人民是不想受约束的，否则就被认为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所以特朗普对美国的控制手段还是有伸缩性的。同样的，在香港疫情爆发期间，竟有人举行反送中示威。这种不要命的行为（害人也害己）根本于事无补，只会恶化疫情。香港的反送中人士可以停止美国也爱莫能助的斗争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在人命当前，有时也不能错用。
另外，政府如果在4月14日过后，不再延长管控，而是局部开放，让一些小企业复工，中大企业采轮班制、政府部门可选择性开放，商店也可分阶段开业。那么学校因学生过多，尚不宜一下子开学，可以押后两周开课。刻下有些学校已通过互联网教学，能起到部分作用，收效还是有限的。
不过这样的远程教学不值得鼓励，特别是中小学及幼稚园的学生，他们需要通过集体上课来培养其集体生活与合作的思想。远程教学只适合大专生或短期与临时学习，正当的教育是要从学校做起，这一点含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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