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总、教总、及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发起预计耗时2年的“华教新路向”系列活动，目的在建立华教的新论述与前瞻未来，并为华教开拓新愿景。活动内容还计划筹募2500万令吉来兴建一座培训中心，作为推广华文教育、促进文化交流的华教基地。
华文教育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能走到今天的“规模”，无疑的华教前辈们的牺牲奉献，成就了华文教育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过去在国阵政府掌政，对华文教育基本不怀好意，马华也难有“大作为”，在马来种族主义的意识下，华教发展举步维艰，华教的悲歌也唱不完。
现在希盟新政府上台了，“悲歌”是否会换成“欢歌”？新政府在509大选获得95%的华裔支持上台，他们是否会释放更大的善意与诚意，让华教能冲出过去的“围栏”，令人期待。财政部破天荒的给独中及民办大学学院拨款，确实是个好的起步，愿华教的曙光越走越明。
独中新生下降
独中能发展到今天，全靠华人社会的鼎力支持，从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热爱有时如同“信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面不改色，并以能为华教奉献而深感自豪。
60年代华文中学面对改制，牵动了华社对捍卫母语教育的决心，时任教总主席林连玉清楚表达“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使独中得以历尽风雨而屹立不倒延续至今。
华教先贤留下令人敬重的身影，彰显他们的高贵情操与民族气节，面对强权而不退缩，面对牢狱也依旧坦然。没有华教前辈的付出与努力，不屈不挠，也不可能会有今天华教的风光景象。
面对历史的机遇，迎接等待了61年的政治变革与改朝换代，华教今后的发展会更顺利吗？会更前进吗？顺应社会的潮流与趋势，加上政府教育政策的放松，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从2010年的66间发展到超过126间。国际学校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高昂的学费却仍然受富裕家庭的喜爱与肯定，学生人数增长迅速，2017年达到6万1159人，其中3万9161是本国学生，2万1995是国际学生。其小班制、生动的教学、有效的管理、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等都是其深获肯定的要素。
全国60所独中的发展，其实参差不齐，南马的独中办得好，报读学生众多，独中唯有通过入学考试的方式择优录取，淘汰部分学生。但北马及东马独中的认可度不高，招生人数一直偏低。大型独中的人数超过5000人，小型独中的人数甚至少过100人，差别甚大。根据统计，2017年华文独中的学生人数达到8万5199，其中国际学生达到985人。
资料也显示，独中的新生报名人数从2014年到2018年连续5年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实际原因值得探讨，是否国际学校的崛起有关，还是独中的教学管理与教材等还有待“与时俱进”？
早期华教的悲情，一言难尽，前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及已故林连玉、林晃升及沈慕羽等都曾是为华教付出巨大牺牲的华教斗士。他们对华教的身先士卒，对强权的无畏无惧，这种精神，为后人的前赴后继提供了“奋进”的养分。
内讧愈演愈烈
令人遗憾的是在2013年，华教领导层的内斗，造成了大分裂。单是关丹中学是不是“独中”的争议，以叶新田与邹寿汉为首的当权派与以傅振荃为首的改革派几乎闹得不可开交。彭亨须要一所独中，这个“共识”没有问题，但由于关中申请的批文不是独中是国中，当权派坚持必须“名正言顺”，以免政府“借机杀人”，祸延其他独中。
但挑战派则认为“和稀泥”即可，一边办学，一边申请变更批文，不必考虑“政府”。这本来就无关华教路线之争，但双方就是“不让步”，结果越闹越激烈，把董总加影总部的华教堡垒变成闹场与战场，让友族看笑话。
从法律的观点看，当权派的顾虑也非无的放矢，毕竟当时的国阵政府经常怀有“不良议程”，华教界不得不戒慎恐惧，步步为营。而挑战派则坚持把关中先办起来，政府如果敢动关中的“歪脑筋”，甚至关闭关中，华社可以动员来抗争。双方本来就可以通过理性的辩论，客观的评估，甚至我更早就提出在华教圈内“公投”，但双方都不愿意放下身段，结果演变到各自为政，分道扬镳。
两派越闹越大时，华社竟找不到一个德高望重的华社领袖出面“平乱”。双方现在表里都心有芥蒂。目前叶新田是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董事会主席，这所大学是华文独立大学的衍生。在加影同一个屋檐下的董总总部与新纪元大学学院领导层，双方是否可以冰释前嫌，放下恩怨？
去年5月叶新田透露随著新院的升格，应付学生增长的需求，准备在加影展开第二校园新教学楼的建设，预计筹募2000万令吉，而现在董总、教总及独大三机构的“华教新路向”也同时间要筹款2500万令吉在加影建培训中心，正值经济环境不明朗，彼此都要大事筹款，华社的负担是否可以应付？
如果华教界不能同心同德，不能化解矛盾，不能捐弃前嫌，不能放下恩怨，“华教新路向”的论述又将能走出怎样的格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