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搞制造业出身的首富郭台铭讲过大意是政治像植物,经济像动物的话。这确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引伸开来说,便是政治像安土重迁的保守农民,重在守土,而经济则像不安于定点的游牧民族,常思开疆拓土,广大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前指安于现状,后者富于进取,常思突破。
有趣的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界也流行类似的看法,认为当代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成了束缚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也就是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力量。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者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书里还提出了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民主与国族国家三者难三全的假设,认为这三者中只能选两者而不能三全其美。这个提法也让人联想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货币自主权难三全其美的三难(trilemma)选择假设。
不是中立的进程
所谓超级全球化与民主及国族国家难相容的理据是;我们顶多只能在三者中择两,而不能三者全包,因为三者间有其矛盾,若我们选择超级全球化与民主,就得放弃国族国家;若选择保留国族国家又要超级全球化,就得放弃民主;同理,若要保留国族国家与民主,就得告别超级全球化。
这种三者难相容的提法并不新鲜,如多年前大前研一便提出过无国界世界主张,说的也是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而近10多年来政经学界便流行全球化削弱国家自主权的说法。深入地说,这还带出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大课题,因为当前世界有许多课题是跨国界的,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课题等。
就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及民主的课题而言,这确是迫切的难题,如当前美国发动大规模保护主义,便突显了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作用。在1999年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会议中,便引爆了大规模暴力示威,突显全球化并不是中立的进程,而是会带来赢家与输家的过程。
吊诡的是,在1980年代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也就是把全球视为单一市场的进程,较有利发达国,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近年来的看法则相反,有不少人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印度更有利,而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让人确信全球化更有利发展中国家。
是个逐底竞争
于此,也带出了另一个课题,本来政治经济学有一种全球化带来趋同(convergence)的假设,即贸易、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等,最终会拉近发达国与穷国(即所谓南穷北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个收入均等化会为世界带来更广泛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最终也会利惠发达国;因为穷国富裕了,消费力也会水涨船高,进而提高对发展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形成一个多赢的皆大欢喜局面;只是在这过程中,发达国得承受一定时期的调整如收入停滞,失业率高居不一,企业出走等;惟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最终依然是皆大欢喜。
问题是,任何改革与变动,均会牵动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即便从大局著眼,结果是利大于弊,可问题就在于暂时受损的人群或国家会不甘受损而反弹。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此外,也有提出了反论,认为全球化是个逐底竞争,也就是向下而非向上的少质竞争,如日益多的国家竞相削减公司所得税,以便留住本国企业与招商引资,而竞相削减公司所得税,自也冲击到国家的收入,逼得国家得削减支出;与此同时,竞争性招商引资也会削弱工会力量,逼全国降低劳动条件,放宽劳动市场的严格要求,或置环保于不顾等。
其后果之一便是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均竞相降低公司与个人所得税;许多国家也给外资诸多优惠,如税务假期,再投资减免,打压工会等。这就是超级全球化,国家自主权与民主三者难全的理据,若放任民主(或民粹?)不仅外资不来,本土企业也可能出走到水草更丰富的地方发展。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如何做选择,确是伤脑筋,如是否要提高最低工资?放宽对工人的保护条件?出台亲商政策?
应该说政治本就是做选择,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佳选择,以利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非眼前的短期利益。在实践选举民主的国家,政治人就得在讨好与求好间做出适度适时的平衡。民众是多元的而非铁板一块,不同阶级、民族、地区、行业、性别等的人群均有其特别与局部的利益考虑,如何做出最佳的综合平衡考虑确是件头痛的事。
有人说,个人总是个欲望无穷的生灵而集团则是个人求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在这种多元利益集团政治下,声量最大组织,最强的团体,通常能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是选举政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