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一遇上种族思想和情绪，我们实在很难期待“马来西亚民族”的成形。看来马哈迪所期待的一个新民族主义的国家已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
第三个层次是民间（NGO）组织对政策的不满与抗议及对政党的影响。
从60年代教总主席林连玉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到70年代马来学运在安华领导下的觉醒和马大华文学会唤回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映出民间以有限的力量试图改变国家的政策。
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以不同的种族提出不同的诉求。例如1955年林连玉领导董教总向联盟要求平等对待华文教育；进而在1958年促成董教总与马华公会合作成立“三大机构”，为华教而斗争。1959年因林苍祐辞马华总会长职，三机构合作停顿下来。
继之，林连玉以一己之力，领导教总和呼吁华社在1961年反对达立教育法令，疾呼华文中学不接受改制，宁可自力更生，保持华校传统。
讵料林连玉因此被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证。虽然在当时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只剩16间华文中学不接受改制，但后来也因超龄生的问题又使到改制中学董事会增办私立中学（先是成为下午班；后来扩大了从私立中学致转称独立中学）。
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直到今天，马来西亚共有78间改制国民型中学及60间独立中学，倒说明了林连玉的坚持和远见起了“振聋发聩”作用。
另一方面，崛起的马来学运开始在60年代末期开展校园示威活动，复于70年代（1974年9月）走出校外掀起两场反政府斗争，其一是支援新山打锡·乌达拉木屋区马来居民自行建屋但被拆的抗争，参与领导人的是希沙姆丁·莱益士（马大学生会总秘书）；其二是援助华玲农民的反饥饿运动（1974年11月），当时估计逾万当地人参加。继后到了12月，有3万人在华玲举行大示威，而全国学运也参与游行支援农民，结果参与领导的安华依布拉欣也被内安令扣捕两年。
同一年（1974年）也是马大华文学会在受到香港银星艺术团（1971年在隆表演文化大革命的歌舞）的影响，逐步地在华文学会内结合各大专搞起左翼文化运动，后来又联合校外华团（以校友会为主）办起“春雷大汇演”。由于声势浩大，结果被政府查封，学会领袖也被扣捕。接著政府发动白皮书，指责共党渗透其中。
从上述的运动看来，虽是与种族主义无关，但因组织上的种族归类也有了种族主义的倾向。由于学运分两头崛起，又说明了民间组织正在发挥个别力量，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不过最让人看到民间组织迈向非种族主义则是起于80年代。当时是胡先翁首相当政，他提出了“社团修正法令”，即将现有的民间组织进行规划，只分成联谊组织和政治组织，前者只属联谊性质（如俱乐部之类），不能谈及政治（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后者虽可以发表政论，但禁止非公民成为会员（1981年4月10日在国会下议院通过，并赋予社团注册官更大的权力，包括可以查封社团及宣布理事会无效，禁止与外界联系及得遵循注册官的指示对章程修改。
因为影响巨大，华社方面，雪隆近百个华团反对政府的修正案，指其用意剥夺非政府团体针对政策发表评论而违反宪法赋予言论自由的精神。
与此同时，由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运动（Abim）也号召马来团体抗议社团修正法令。当有了共同目标，华团与马来团体便团结起来，成立“反对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推举安华担任主席，形成了非种族主义运动。结果在交涉下，政府收回成命，民间组织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也有人形容若在种族大团结下民间组织是可以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和作用的。
可惜这个时间维持不久，因为主要的民间团体又有新的议程和动向了。例如Abim（安华在1971年申请注册，直到1973年才获批准）于1981年支持安华加入巫统，以进行内部改革，于是有了“打进巫统，纠正巫统”的口号。安华后来也给巫统带来巨大的震荡，这是后话，按不下表，本文只侧重表达民间团体进行自我蜕变。又例如董教总通过特殊的安排也走著与安华同样的道路，它们在1982年将许子根及郭洙镇等人送入民政党，以求“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这样的战略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安华及许子根际遇虽不同，但都不能改变存在已久的体制，反而成了体制内的一分子；尤其严重的是董教总得罪了马华公会及行动党；安华也得罪了巫统的元老派。
虽然90年代董总主席林晃升改弦易辙，以个人身份鼓励华教人士集体加入行动党，以求通过反对党建立起两线制，可惜未能如愿以偿。
只有在2007年后，我们才又真正看到一个民间运动在蓬勃开展。净选盟（Bersih）运动所要求的是推动民主和自由及公平选举唤起了年轻人的斗志，它们提出各项要求也终于酿成2008年的政治海啸。反对党夺得了5个州执政权，改写了马来西亚政治版图。这一场运动首次让人民感觉到若不分种族散发出的集体力量倒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新民族主义国家渐远
自此之后，净选盟再接再厉，有了2.0、3.0及4.0运动，一次又比一次提高要求。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净选盟也越来越有种族倾向，非马来人的参与者远比马来人多。与此同时，种族性的NGO随之兴起，不时与净选盟唱反调。最新的例子是2015年一批红衫军的示威与净选盟的对峙。它除了将净选盟归类为有种族的单位外，更进一步鼓起了反华的情绪。
也因这样，民间组织的被分化使到政党政治更具种族色彩。反对党组成的“民联”的瓦解，正说明了种族性的合作也有其弱点，不是改变政治的“万灵丹”。
而最新的例子是出现又官又民的联合体，这就是马哈迪发起的《公民宣言》，以把纳吉拉下马。这种以重要人物为主导，以民间组织为后盾的非政府运动使到民间组织又回到50年代与政党结合在一起的斗争（如巫统在马来团体支持下进行的斗争就是民间促成政党的诞生）。
其实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民间组织，一遇上种族思想和情绪不断在上空徘徊和影响人的意志时，我们实在很难期待“马来西亚民族”的成形。马哈迪所期待的一个新民族主义的国家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是很难消除的，因政党、上层的种族性合作和民主的推动及民间组织都无法促成政党废除种族色彩，以便转化成非种族性政党，真正地带领国家走向非种族主义道路。
因此我们只有希望各民族都能恪守宪法和法律，自我克制，不要在种族主义政治中再添上宗教色彩。这徒有使政局更加复杂和政治更为分化而动摇了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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