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马来人经济行动理事会(MTEM)上载到网络的“#我是再拉”(#sayaZahra)视频短片,引起民间的共鸣及热烈讨论。这条6分钟视频极富感染力,是一名考获法律文凭的马来女大专生再拉(Zahra),对国家公共政策失败的力透纸背之控诉。片中一段说到“新一代大学毕业生徒有一纸文凭,日子却过得如乞丐”,是再拉提及本身处境的有感而发,令闻者难以释怀。

事实上,再拉的遭遇正是马来西亚普通百姓生活的缩影,当中涵盖了收入、教育、住房、交通和社会保障(遭罹意外或疾病)的各个方面。不过,本文只著重于讨论“如何让再拉获得较好的待遇”。

20年前的吉隆坡,一名法律系毕业生大概月入2,000令吉。当时,这算是相当可观的工资。然而到了今天,好不容易大学毕业的律师,薪酬却比20年前的2,000令吉稍微多一点。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计算在内,那现在年轻律师的收入可比20年前差远了。

对于刚刚完成法律文凭的再拉,以她目前的资历,待遇或许不如法律新丁。因此,再拉立志更上一层楼要成为合格律师。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再拉获得较好的待遇?又怎样扭转年轻律师们的困境?

若要让再拉获取更好的待遇,则马来西亚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重组。或许,有人认为把最低工资规范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不过,最低工资只能应用于低层工资级别。换句话说,要政府硬性规定其他层面的工资标准是不可能的,只有透过政府一揽子政策来影响结果。

我想,惟有确保维持更高报酬、更高技能和更高生产力的良性循环,才是让再拉获得更好待遇的持续性方法。不过,这只有在马来西亚不再依赖非技术外劳的前提下方能成事。

垃圾收集工

马来西亚经济必须著力改变,先从调整垃圾收集工(俗称倒垃圾)的收入做起。只有当低层工资级别的工资获得改善,其上层的收入才能水涨船高,再拉及其同辈才有望获得合理薪酬。

例如,把垃圾收集工的月薪调整至2,000令吉,那么刚毕业的律师起薪就可能有4,000令吉。换句话说,只有当垃圾收集工能赚取2,000令吉月薪,那么其他人的收入才会相继提升;否则所有法律系毕业生都只好倒垃圾去了。

大家或许觉得我在开玩笑,甚至认为,以目前的就业市场,建议给垃圾收集工发2,000令吉工资无异于天荒夜谭。然而,只要我们整顿国家经济,此事绝非不可能或不可行。

在国阵政治下,垃圾收集和城市清洁这两份利润丰厚的差事,逐成地方政府和固体废料处理机构犒赏朋党承包商的厚礼。

在通常情况之下,这些拿到合同的朋党承包商,都会把合同转手给实际要做事的分包商来赚取抽成。这种什么事都不做,专靠政治关系谋得合约或执照以从中牟利的“中间人”或“寻租者”,其实大有人在。

于是,合同的利润就这样被大朋党承包商层层瓜分,最后到实际要做事的分包商(小朋党)手里,赚头自然少很多。为了减低成本,分包商于是聘雇非技术外劳来马务工,从事危险、肮脏和卑下的3D(Dangerous,Dirtyand Demeaning)工作,所获的工资仅介于600令吉至900令吉间。

按马来西亚的情况,一台垃圾车的运作基本得雇上1名本地的低薪司机以及4至5名孟加拉外劳。但是在许多先进国家,只需1名司机负责开垃圾车,其他的收集垃圾工序则完全透过自动化机械装备来完成。在如是讲求自动操作、机械装置、技能和科技的经济体制,驾驶一台全自动垃圾车,领取的是“司机”或“机械操作员”的薪酬。

像这样从头到尾只需一个人操作并完成的垃圾收集工作,我相信每月支付该司机2千令吉工资应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那些靠内线取得合同及引进大量非技术外劳来牟利的朋党承包商剔除。

可叹的是,上述情况并不局限于垃圾收集工作,马来西亚的其他领域近乎如此,即:不重视技能、未能研发新科技以及对创新不感兴趣。

非技术外劳

作为经济体,马来西亚许多行业在产业增值仍未达标。许多人安逸于依赖非技术外劳,并对这摆脱困境的捷径深以为然。

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完全把问题归咎业界。一直以来,许多行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一直未获得政府或有关方面的经济援助以扩展机械设备和自动化技术,更谈不上什么“科技研发”。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当雇主们察觉无法带来高增值,只好聘雇大量非技术外劳投入生产,而这些外劳通常被当作机械般使用。许多雇主感叹说,聘雇外劳是“迫不得已”,因为相较于外劳,本地工人态度懒散,而且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归根究底,国阵政府有意识地大量引进外劳的政策乃问题症结所在。

每一名外劳来马务工,都有朋党从中抽成受惠。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部长里察烈宣称,我国有超过600万名外劳,当中只有250万属于合法者。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则更进一步,欲在未来3年引进150万名孟加拉外劳。

最后连服务性行业如酒店和便利店的岗位,都几乎被外劳抢滩,导致我国社会底层,逐渐流失体面工资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他们只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有些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者甚至沦落作案犯科,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

当马来西亚的经济并不热衷于追求高职能和价值之际,大学毕业的再拉及其同辈就陷入尴尬局面。这是因为雇主所需要的不外是如机械般干活的“称职工人”,并不重视什么学位或文凭。在如此恶性循环情况下,我国教育制度也没好好培育学生。

结果,许多技能劳动人口被逼舍近求远,离开家国到他乡务工。根据统计,目前至少有150万名具备高素质和高技能的马来西亚人在海外谋生。

一句话,我们必须致力摈除那些专靠引进非技术外劳来赚钱的朋党利益集团、减少国家经济对非技术外劳的依赖。此外,透过资源整合以大规模提升技能与科技,这一点应列为重要议程。

1997年,我刚好20岁。是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马来西亚被打得遍体鳞伤。此后,国家经济和政治,就在缺乏重大改革和转型的情况下得过且过迄今。

再拉视频短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她对国家和当权者的真心剖白,令我们既感动又激动。我常想,朋党经济已糟蹋了我们这一辈,我们绝不允许它断送再拉这一代人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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