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总的纠纷，歹戏拖棚，已令华社厌倦。两派僵持不下，董总主席叶新田入?法院，把这事件带入另一个阶段。华社莫不期待，经由司法途径，能解决这旷日已久的内耗。
双方既然已将纷争带上法院，理当遵循法官谕令行事。但身为起诉人的叶新田，在法院初判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动作频繁。除了召开常委会、更换/撤销中常委等，引起众多争议，在新纪元学院升格的课题上，更被质疑为只手遮天。新纪元学院的升格，不是新的课题。
上世纪60年代，华社提出创办一所中文大学，即独立大学（独大），以在我国建设从学前至大学阶段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而后，在独大被当局拒绝成为历史名词后，华社对民办中文大学的期望幻灭，一直到筹办新纪元学院的提出，华社才重燃对中文高等教育的梦想。
1998年开办的新纪元学院，为独大化身，由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全权拥有，其领导层包括了董总、教总及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由此可见，董教总教育中心，是为了建设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中心而成立，并由董总、教总及独大三机构共同担纲。
然而，学院毕竟不是大学，因此新纪元学院升格成了董教总教育中心下一步的目标。新纪元升格之路也并非顺畅，第一次的升格无疾而终，第二次的升格在董总内部出现纠纷时却积极进行。
违背法律的嫌疑
叶邹在成立“新纪元大学学院”相关新公司时，蓄意排挤教总及独大代表。较后，在各方议论下，叶邹将该公司的股份转移董教总教育中心名下。叶邹作为公司发起人，显然有违背法律上信义义务的嫌疑。
叶邹由新纪元学院的董事，即经营管理者，变身为“新纪元大学学院”新公司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并以新纪元学院现有资产作为新公司的投资资本。这可视作叶邹以个人身份，为寻求额外利益，进行关联性的策略行为，悖于企业里其他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合理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如何保障与维护公司里的第三方，即非控制董事／小股东的权利，是近年来各国公司法沿革的重点。公司是各方参与的一个法定机构，不论一般股东、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必须符合各方的合理预期。
虽说新纪元升格是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认可目标，但升格过程仍需符合程序正义，及参与各方的期待。而新纪元为华教的象征，更受华社关注。
董教总教育中心虽为非营利公司，但其运作基本上仍需符合一般公司的要求。叶邹在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位子，可理解为控制股东或董事（controlling shareholder/board）。倘若控制股东／董事，以其控制地位，挫败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理预期，进而影响相关预期所带来的利益，控制股东／董事应承担违约与赔偿责任，因为从股东／非控制董事与公司的合同关系的角度来看，其合理预期与利益被剥夺。因此，不论是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议决也会无效。
仓促决议成立新公司
这是法律对控制股东／董事滥权，影响多数决议的防范。董事的投票行为，心里上属于主观行为，但仍应本著公司最大利益为投票准则，而非某一方的利益。
新纪元升格事件里，受瞩目的另一焦点为30%土著股份是否获得豁免，与升格后能否保留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董教总教育中心，以符合升格条件为由，仓促决议先成立新公司。
这影响新纪元重大发展的决议，其收益与风险显然不相匹配，并未考量公司的最大利益。在争取升格的过程里，董事会，乃至于以院长为首的新院领导层的责任，应当先厘清豁免及非营利的问题，以保障新纪元的特质与未来发展，不受影响。
无论如何，在新纪元升格事件中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叶邹是以董总代表的身份，参与董教总教育中心的领导层，但董总纠纷尚未解决，叶邹的领导权仍未确定。
董总的纷争，起因正是叶邹的领导不受认同，其行事备受争议，还有违法之嫌。叶邹在董总的诉讼尚未解决时，怎能以董总代表的身份，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里，主导新纪元升格的重大决定？
董教总为马来西亚华教民间机构里的领航者，历经许多的苦难考验，其领导人被华社赋予充分的信任与威信。因此，在董教总及相关组织的架构里，主席的权力往往忽略了制衡与监督。主席或组织的行事，也缺乏法治的观念。
这成立新公司的决议，不但转变了新纪元的特质，也不符合领导层的各相关团体的期待，包括董总中委会里的大多数。
董总纠已进入司法程序，叶邹在自己领导认受性受到各方质疑时，应避免被认为以司法为手段，巩固自身权位，甚至在新纪元升格事件中趁机扩张自己权力与利益。
简单而言，叶邹目前应当做的是：按法官谕令，解决董总纠纷，确认自己是否有权代表董总行事，而不是积极主导新纪元的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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