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荟：从“假文凭”漫谈“败家子”

最近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发现有不法之徒伪造该大学文凭出售。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逮捕了数名青年以协助警方立案。这起事件一时引起了社会关注。评论者认为，“选择假文凭，除了满足个人求得一张大学证书的欲望，不只无法学到课堂知识，也破坏了一所高等学府的声名”，因为事态发展如不及时遏止，将影响我国计划打造成为东合教育中心的愿望。《东方上爱FM》特地邀请双威大学副校长潘永忠博士到电台对这课题发表看法。

假文凭问题在国内外由来已久，但许多“智者”因事不关己，或因寄人篱下，或太于厚道，都不愿作出评论。这次潘博士突然现身电台评论，虽来得稍迟，但其评论也不失字字珠玑，发人深思，对扫荡当前社会普遍流行的道德虚无或价值颠倒的歪风是饶有意义的。

潘博士说，“虽然购买文凭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却会随时受到社会人士道德审判，就算在面试中过了关，成功就业，也会面对心理上沉著负担，担心有一天被人揭发。”他又说，“倘若一个人寂寂无名，假文凭也许对他冲击不大，但是一旦成名天下知，则令在众人眼光其假立辨，一旦文凭的谜团被揭发，之前所付出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父母与孩子也会因此蒙羞。”

他接著又举了许多实际例子说明国内外一些大机构、大企业的高层领导、娱乐界名人等等购买假文凭被发现后，遭到被开除或解雇的厄运，其狼狈状况不言而喻。潘博士如此强调“父母与孩子也会因此蒙羞”，目的在于告诫有意购买假文凭的人士，必须洁身自爱，不要有样学样，以避免搞到自己身败名裂。

从潘博士上述的言论，我们可以简要的说：购买假文凭的勾当，的确是一件害己害人的劣行。它不但使当事人自己面对心理的压力（除非他已麻木不仁），也会连累家人蒙羞，甚至延祸社会，给社会立下一种不良的示范。因此，一些有社会意识的人士都会将当事人标签为“败家子”或“败类”。在表面上，这说词似有贬义，但深入来看，它却蕴藏著逆向激励和反面教育的意义，进而发挥积极和正面教育功能和效果。只要当事人还没有失去理智，能够接受批评，面壁思过，痛改前非，他还是可以立地成佛，造福人群。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当事人一时犯过错误，败坏家声，并不等于他一辈子就不能翻身，只要他自我救赎，他还是可以创下亮丽的成就的。

斥“败家子”存意善良

清朝《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聪颖好学，才识过人。但父亲死后，他不善治理家业，最终把家产挥霍殆尽，而被乡里人斥为“败家子”。在此期间，他充分体验到人情世事的冷暖无常，反而激发了他立下决心完成其名作《儒林外史》。

还有潘博士所举的上述例子中，有一位名为唐骏的中国企业家，未成名时他购买了一个假学历，被发现后，公众也对他进行激烈的评论，结果他只有承认错误，为“学历门”道歉，他还同时告诫年轻人“不要学我”。

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也常听到家长们对一些不长进、不诚实或为非作歹的孩子痛斥为“败家子”。他们的这样责骂并不是诅咒，也不存恶意。他们虽反应激烈，但存意是善良的，希望孩子能改邪归正，原因是他们是孩子的至亲，骨肉相连，彼此间都有共同的厉害关系。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团体或组织里，其成员都为一个共同的信仰或理想而奋斗。在这范畴里，他们之间就如至亲，互相依存，利害关系也一致。倘若领导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作出了伤风败德之事，损害了团体的共同利益，使团体陷入危机，为了挽救大局，任何一位成员都有权力和义务对领导人作出批判。这权力在法律上是受到一定的保护的。尤其当领导人的败德事实，一一俱在之时，批判人更可理直气壮地将这些事实作为自己辩护之筹码。

不幸的是：潘博士评论下的针对目标并非出于一般无知之辈，而是出于一些享有社会威望的教育机构领导层。由于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显赫，依赖著团体之盛名，可以发挥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一旦行差踏错，他们对社会的贻害是难以估计的。如果他们有自知之明，在丑闻被揭发后，就立时引咎而退，并对自己的劣作就赎，人们还会说他至少还有责任感，而事态也不会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团体所受的损害也不会那么严重，稍过一些时日一切都会回归正常，不再困扰大家议论纷纷。可是往往事与愿违。

有些领导人刚愎自用，积习难返，一旦受到批评，反而恼羞成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坚持错误下去，甚至还对批评者大举兴讼，把他们当为仇敌，并堵塞周旋或沟通的管道。他没想到，届时在公堂前“自洗污秽传单”，对自己将是一个如何无地自容的尴尬场面。更甚者，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也跟随时局狮子开大口，漫谈开价向对方索偿，以为这样做就可威慑别人，使别人“封口”。这种行径连素以司法作为政治手段整人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自叹不如。

领导人败德贻害全体

可贺的是，潘博士的博士荣衔是由他经过多年的挑灯夜读，凭自己的实力，从世界名牌大学获取的。他作出了付出，自然就有收获。不像弄虚造假的伪君子靠投机取巧，希望不费吹灰之力就要与真博士平起平坐，甚至还要超越其上。设若潘博士的文凭也是假的，试想他身为双威大学副校长，他有胆量为其大学的毕业生签署毕业文凭吗？他是否也敢在毕业典礼上大摇大摆地为毕业生颁发文凭呢？另一方面，毕业生领取了这张文凭，他与他的家长会以这文凭为荣或为耻呢？当毕业生持著这张文凭去求职或申请深造时，相关机构若发现签署和颁发文凭者道德水平是那么的烂，他们对这文凭又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为了学生的福利和前途考量，这些问题都是那些困扰在做博士身边的人必须认真面对考验和解决的。

大凡一个冥顽不灵，一错再错，不思悔改的人，都是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暴君。他们都有“朕即国家”的“天子心态”。大机构的领导人也逃不出这种思维的框框，常把自己与机构画上等号。因此当自己犯错时，他也将这个过错当是机构的过错，而围绕在他身边的奉迎之士也乐得与他唱双簧，反正这样做也不损自己的利益。由于这种劣根性的发酵，个人的败德就转化成为集体的败德，逐渐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腐败，而失去人心。当个人的腐败转化为结构性的腐败时，大家就会开始将彼此间所犯的过错包庇，甚至互相鼓励将机构里的一切资源来为个人宣传、漂白、伪饰、辩护，自圆其说而脸不改容。

因此我们才会见到造虚做作的领导人为何会在丑闻被揭发后，还是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延续，与群体的姑息养奸不无关系，久而久之，大家就见怪不怪了。道德虚无主义和价值颠倒，就是如此这般的被炮制出来。

借此顺便提醒那些以为沉默就是金的人士，或是孔夫子归为“道之贼”的乡愿们，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受到姑息养奸之害时，也大可不必怨天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