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的前首相敦马哈迪，经常对国家政事喋喋不休。此举若是履行公民责任还情有可原；可是，敦马从评论国是的尺度，已发展到干预政府的境地；他甚至公然表明要扶助其子慕克里兹出任吉打州州务大臣，无视于州内巫统及其他国阵成员的感受。
马哈迪近期更以“戏言”表示欲再当首相，愿意再好好重选接班人，之后马上呈辞。这是否剑指首相纳吉？抑是“戏言”（敦马自说自话）？这种动作却让人猜疑他在位22年一直选不出接班人的“谜底”。其实，敦马底下的前几任副首相，如嘉化峇峇、慕沙依淡、安华最终“望首相之位兴叹”，许多论者都认为，这是敦马有意让自己“成功连任”的杰作。
马哈迪最终因形势迫人，被迫交棒予阿都拉巴达威；后者或有满怀兴革之志，对司法廉明、警队公正提出改革议程，最终敌不过既得利益旧势力的阻挠与胁持，在敦马公开促“伯拉应立即下台”后，又面对2008年3月8日大选失利的冲激，阿都拉不得不在巫统党选之前交棒予副手纳吉。
敦马当年交棒予有“好好先生”之称的阿都拉，他或许以为“伯拉”会言听计从，从而达到他退而不休，干预国事的目的；岂知“伯拉”在两件大事上令敦马非常不快，种下了祸根。其一是取消新柔两地的弯桥计划（景观大桥）。敦马不理会新加坡反对硬要建桥取代新柔长堤，马新双方弄得很不愉快。另一是前副首相安华肛交案。安华最终获上诉庭宣判无罪释放，大马也得以重建司法严明公正的形象。但此举却触怒了马哈迪。
破坏大马“三权分立”
尤为令人惊叹的，敦马似乎暗示他与阿都拉的交恶原因，是“分配不均”。敦马揶揄阿都拉“清廉先生”的称号，指阿都拉家属获得政府工程，阿都拉则反讥指敦马儿子“获得更多”。
翻出这些旧事，可以证明敦马哈迪并没有如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所指的“马哈迪主义”重现，较确实的说法是：马哈迪欲东山再起当首相之心未泯。从他的“戏言”，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即使敦马自己亦不了解什么是“马哈迪主义”。说到底，他根本没有足以称道的“主义”，所谓主义至少须符合“有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敦马没有，充其量是“向东学习”及利用来延长任期的“2020年先进国宏愿”而已。他早期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属于种族观点的著作，近期的回忆录《医生当家》，与一般政治人物退休之后喜作回忆没有分别，大有自我美言，甚至漂白的作用，把马哈迪的思想言论称为“马哈迪主义”，未免言过其实。
平情而论，敦马祇能算是政治枭雄，擅长寡头政治，将行政权提升到超越立法、司法权之上，迹近霸道和独裁的国家领导人。他最为经典之作是“修宪削皇权”。当时，马哈迪全国走透透，抨击州统治者之恶劣行径，发起修宪削弱统治者权力的群众运动。最终，国会通过议案，除了取消统治者的免控权外，也规定国会上下议院通过的议案，既使不获元首签署，也会在一定期限内自动生效。
对于司法权的干预或隐或晦，迄今仍为人记忆犹新的“宁甘短片”事件，引伸出官商联手遴选与提升司法人员（法官）的疑云。敦马及相关人士出庭供证的言辞，令人叹为观止。“不记得”、“不清楚”、“仿佛是”、“仿佛不是”，一箩箩不置可否的供词，使到这宗奇案迄今仍未能找出真相。
马哈迪对大马“三权分立”的破坏，迄今仍未全面修复。在马哈迪掌权时期，行政权成为执政集团的利器，可对司法、立法进行难以发觉的干预，甚至全盘骑劫。
马哈迪曾受白人殖民歧视的不满转化为种族优越感后，一旦主掌大权，便追逐最大的利益，甚至已经达到滥权的地步；但在强权底下，却没有人或舆论敢公开批评他。
敦马在位时的平面媒体（网媒尚未出现），大多属于政党拥有股权的企业，立场与言论不言而喻；至于民营的，主要是华文报章不能不对华裔诉求给予报导，往往与执政集团站在对立面而受到警告、停刊甚至吊销出版准证的下场。此举迫得华文媒体噤若寒蝉，被迫自我设限求存。
在敦马22年任内，他动用内安法令、煽动法令等恶法的宗数罄竹难书，尤以“茅草行动”大逮捕对大马的伤害为甚。但，敦马退休后否认他批准警方逮捕异议人士。他的霸道、独裁的本色，可见一斑。如今，敦马又撰文否认自己是“独裁者”，但民间自有公论，不由得他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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