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 to Croce)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期《当代评论》以“重写历史”为专题,就是对官方历史论述的反思。重写历史是国家转型的必要过程,也是当代评论的重要一环。恰逢去年发生两起“历史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一是“《连环扣》(Intelok)事件”,引发了印、华族群的强烈不满,并促成“还原大马历史”委员会(Kempen Sejarah Sebenar,KemSMS)的成立,及华社研究中心(华研)对历史教科书的深入研究与全面评析;第二件事是回教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对于五十年代的“武吉哈逢事件”,做出与官史迥然不同的评价,而引爆了一场朝野官民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战。
这两起事件未必有结果,却是意义重大,表明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时候了,马来西亚也该走到重写历史的时候了。
鉴于此,本专题邀请了八位各有专长的学者,对历史及大马史的书写提出看法,期能交织成“重写历史”的题旨。
“历史”永远与权势纠缠不清,常为政治意志的工具。首篇张景云<建国史写作与身份政治>以小见大,借从“武吉哈逢”警局遇袭事件谈起,引伸出“身份政治和建国史的撰写”的操作,并追问到什么是“历史”的大问题来,极具深度。
“武吉哈逢事件”反映了官方对左翼政治的负面定论,故次篇列何启才的<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左翼运动>,对左翼历史做一鸟瞰概述,以反省左翼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应有的位置,这对理解历史真相有提示作用。我国的官方史论向来是以巫统为中心的单元史观,这史观甚至涵盖到整个东马历史。第三篇为吴益婷的<砂拉越历史——国家权力中心化的侧写>,点出砂拉越历史如何被收编进巫统“权力中心化”的国族论述里,使原本多元而回异于西马的历史逐渐被删去。
第四篇郑文泉<大马文化史是不是印度文化史?>,有力地质疑对当今大马的主流历史论述,认为只有印度文化才是道地的本地文化,而且绵延两千年,不曾中断。虽然论据有待加强,但其论点却具意义,值得重视。本专题较大的缺憾,是来不及收入检讨原住民、华族与马来族历史的相关文章。
“历史”已死,剩下的只是一套史观与论述,接下来第五篇为廖文辉<马新地区中、英文源流东南亚研究的比较>,用意在反映历史书写的复杂,即同一部大马历史,不同撰述者会有不同的诠释,而仅各为史实之一面而已。然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历史遇上政治,故第六篇王丽兰<再造下一个世代?──马来西亚历史教育的变迁>,梳理了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指出这原是一部“建构国族意识型态”的教材。而这个国族论述是以“单一的执政党和宗教历史的垄断”为核心,原住民、华、印等族群的历史不是被扭曲,就是逐渐被消音了。
巫统官史不可取,然而大马族群复杂,家自为史,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又该如何达成共识,撰成一部全民大马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有第七篇朱成山<东亚三国历史的纠葛与书写>,正可借鉴。近代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交结纠缠,爱仇情恨,三国学者如何平心研讨、如何和气辩论、又如何“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如何分工合作,以完成一部三国可以共同接受的历史?朱氏是参与者之一,本文由他现身说法,值得好好一读。最后殿结以詹敬仁的<梁启超和晚清的史学革命>,以表明每逢非常钜变之大时代,必有史学革命为之先导。中国传统史学三千年,深具价值,尚且不得不“典范转移”,区区五十年的巫统官史,岂有推不倒之理?值此“重写历史”之转型期,百年前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观,仍深俱意义与价值。
英国史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赶在社会政治改革的暴风雨前夕,希望这八篇精彩的文章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思绪与参考。
文:《当代评论》编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