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荟：重写历史与当代大马——《当代评论》第二期绪言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 to Croce）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期《当代评论》以“重写历史”为专题，就是对官方历史论述的反思。重写历史是国家转型的必要过程，也是当代评论的重要一环。恰逢去年发生两起“历史事件”，闹得满城风雨：一是“《连环扣》（Intelok）事件”，引发了印、华族群的强烈不满，并促成“还原大马历史”委员会（Kempen Sejarah Sebenar，KemSMS）的成立，及华社研究中心（华研）对历史教科书的深入研究与全面评析；第二件事是回教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对于五十年代的“武吉哈逢事件”，做出与官史迥然不同的评价，而引爆了一场朝野官民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战。

这两起事件未必有结果，却是意义重大，表明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时候了，马来西亚也该走到重写历史的时候了。

鉴于此，本专题邀请了八位各有专长的学者，对历史及大马史的书写提出看法，期能交织成“重写历史”的题旨。

“历史”永远与权势纠缠不清，常为政治意志的工具。首篇张景云<建国史写作与身份政治>以小见大，借从“武吉哈逢”警局遇袭事件谈起，引伸出“身份政治和建国史的撰写”的操作，并追问到什么是“历史”的大问题来，极具深度。

“武吉哈逢事件”反映了官方对左翼政治的负面定论，故次篇列何启才的<马来西亚历史上的左翼运动>，对左翼历史做一鸟瞰概述，以反省左翼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应有的位置，这对理解历史真相有提示作用。我国的官方史论向来是以巫统为中心的单元史观，这史观甚至涵盖到整个东马历史。第三篇为吴益婷的<砂拉越历史——国家权力中心化的侧写>，点出砂拉越历史如何被收编进巫统“权力中心化”的国族论述里，使原本多元而回异于西马的历史逐渐被删去。

第四篇郑文泉<大马文化史是不是印度文化史？>，有力地质疑对当今大马的主流历史论述，认为只有印度文化才是道地的本地文化，而且绵延两千年，不曾中断。虽然论据有待加强，但其论点却具意义，值得重视。本专题较大的缺憾，是来不及收入检讨原住民、华族与马来族历史的相关文章。

“历史”已死，剩下的只是一套史观与论述，接下来第五篇为廖文辉<马新地区中、英文源流东南亚研究的比较>，用意在反映历史书写的复杂，即同一部大马历史，不同撰述者会有不同的诠释，而仅各为史实之一面而已。然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历史遇上政治，故第六篇王丽兰<再造下一个世代？──马来西亚历史教育的变迁>，梳理了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指出这原是一部“建构国族意识型态”的教材。而这个国族论述是以“单一的执政党和宗教历史的垄断”为核心，原住民、华、印等族群的历史不是被扭曲，就是逐渐被消音了。

巫统官史不可取，然而大马族群复杂，家自为史，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又该如何达成共识，撰成一部全民大马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有第七篇朱成山<东亚三国历史的纠葛与书写>，正可借鉴。近代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交结纠缠，爱仇情恨，三国学者如何平心研讨、如何和气辩论、又如何“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如何分工合作，以完成一部三国可以共同接受的历史？朱氏是参与者之一，本文由他现身说法，值得好好一读。最后殿结以詹敬仁的<梁启超和晚清的史学革命>，以表明每逢非常钜变之大时代，必有史学革命为之先导。中国传统史学三千年，深具价值，尚且不得不“典范转移”，区区五十年的巫统官史，岂有推不倒之理？值此“重写历史”之转型期，百年前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观，仍深俱意义与价值。

英国史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赶在社会政治改革的暴风雨前夕，希望这八篇精彩的文章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思绪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