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妇女组织首次配合国际协会发起白丝带运动，鼓励男性站出来声明“绝不对女性施暴”。当时的主催单位便是妇女行动协会。
“这活动连办了3年后就不再续办。”何玉苓说：“自白丝带运动推行以后，我们认为女性受暴的问题在我国社会已受到关注。”
可是停办7年以来，家暴、妇女受害的命案、性侵害逐年增加，叫人不寒而栗。今年妇女行动协会毅然重挑大梁，再次推行白丝带运动，恳请社会多关注此议题的严重性。
主妇职未获尊重
“我觉得这样的表态方式（佩戴白丝带）很重要。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女性或妇女组织站出来要求不要性别暴力，但这次轮到男性主动参与终止女性受暴的活动。”何玉苓说。
白丝带运动起源于1991年，当时加拿大有一群男性呼吁社会正视与反省1989年发生在蒙特娄的校园枪击案。1989年12月6日，一名25岁的青年因认为他的未来发展机会都被女性所剥夺，持枪进入一所理工学院，分别在教室、食堂和走廊枪杀了14名女性。白丝带运动发起人呼吁，男人不应对男人加诸在女人身上的暴力行为保持沉默。
1999年联合国也将11月25日宣布为“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这一天也是纪念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运动分子米拉瓦尔3姐妹（Mirabal Sisters）因抵抗暴政而遇难的日子。
“在马来西亚，或许性别意识已比以前好很多，但歧视并未完全消失。”
何玉苓强调，职业上同工不同酬的状况还是很常见。例如家庭主妇和厨师都是负责烹饪工作的人，但多数由男性来担任的厨师工作，可以领养活家人的薪资，但家庭主妇却从不被视为是一项职业。
“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女性，婚后依靠丈夫维持生计，却也没有意识到她们主持家务、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准备三餐等等，也是一份辛劳的工作。”
她感叹，母亲节时常是家庭主妇们唯一可获得补偿的日子，却通常只用一餐就支付了所有。
“我国的社会底层还有很多妇女兼职，或从事家户内生产来帮补家用，但这些付出都不会被计算为一种职业或工作，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尊重。”
能力普遍被看低
她说，有太多的现象在我们看来习以为常。因此，纵使知道歧视女性不对，却无法解决女性能力普遍被看低的问题。
“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通常是女人，学校的董事却几乎都是男人呢？为什么60%的女大学生，有40%毕业后结婚，就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呢？”她反问。
我国有很多女性在婚后就被迫面对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抉择，但是社会却将这些问题归咎为她们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生理上是女性就必须承担更多的指摘和责任？有些家庭面对经济负担，夫妻两人都必须工作养家，但女人往往在下班后还要照顾家庭与小孩，面对双重负担的压力。”
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在家暴问题发生时更为严重。她说，妇女行动协会曾协助受暴女性报警，当时的负责警员却认为这是家庭私事，劝受害者自行面对与处理。
“对别人施暴本来就是一种罪行。”何玉苓语气坚定地说。
需完善法令监督
1994年我国国会通过家暴法，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家暴法的国家。但自1996年正式实行以来，家暴法仍面对多方问题。直到2011年，国会才进行法案修正，将家暴的定义，从原本局限于肉体的虐待，扩大到情绪、精神及心理方面的虐待，并允许法庭发出庭令，阻止家暴事件的第三者作者对受害者作出伤害，加强保护。
“遗憾的是，家暴法令至今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令，受害者要提控施暴者还必须引用刑事法典的条款。”
虽然妇女组织抗议与协商多年，但2010年我国内阁提呈的修正案，却是在《雇佣法令》增设了性骚扰条文，允许雇主针对职场上的性骚扰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和听证会。没有主动展开调查与投报的雇主一旦被查获，会面对不超过一万令吉的刑罚。
“我们肯定政府对此修正案的努力，”何玉苓表示，“但我们还是希望未来能够落实更直接处理女性受暴、被歧视与被骚扰等问题的明确法案。”
妇女行动组织关注5议题
何玉苓目前也是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秘书处的专案主任，采访当天，她还埋首在办公室里，飞快敲打著键盘书写活动邀请函，不时还要与其他活动的协作单位联系。
然而她义务参与的妇女组织运动，却是以英语教育背景的女性为主。
“我以前在英国念书时曾接触学运，对社会议题比较关心。回来后与志同道合的几位英美留学的朋友组织妇女运动。因为在办活动过程中受到参与者的鼓舞，后来我们就联合成立了妇女行动协会。”
妇女行动组织的目标，在于关注5项议题。除了关心对女性施暴的议题，如性骚扰、家庭暴力与强奸行为，她们也监督大众媒体对妇女议题的语汇或书写方式，以及尝试关怀国内性工作者的处境。
“但前3项跟性别暴力相关的议题，就足于让妇女行动组织疲于奔命。”
9组织凝聚力量
妇女行动协会也加入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JOINT ACTION GROUP OF GENDER EQUALITY）。这是一个由9个组织组成的联合行动，共同关注国内的女性议题。
这9个组织除了妇女行动协会，还包括妇女援助机构（WAO）、伊斯兰姐妹组织（SIS）、社区自强组织（EMPOWER）、霹雳女性协会（PERAK WOMEN FOR WOMEN)、沙巴妇女行动资源组织（SABAH WOMEN ACTION RESOURCE ORGANIZATION)、槟城妇女醒觉中心（WCC）、妇女力量（TENAGANITA）以及妇女之友（SAHABAT WANITA）。
“这9个组织之间主要以网路群组或电邮联系，平时没有固定的会议。但如果有需要共同关注的议题，彼此就会见面交换意见。”
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长期的协调与合作默契，也为他们赢得了2013年度的联合国马来西亚奖，赞赏他们在女性议题与杜绝性别暴力上所付出的努力。
社会歧视 性工作者求助无门
由于各种妇女受暴的议题已让妇女组织疲于奔命，性工作者的议题反较被忽略。
“另一个困境是，要主动接触性工作者并不容易。对于来求助的性工作者，我们也只能用‘慈善’的方式协助她处理当下面对的问题，无法跟她讨论太多。如果不深入提升她们的醒觉，相同的问题可能会一再浮现。”
何玉苓认为，社会的偏见时常让性工作者求助无门，因此提升社会整体意识，减少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也是该会关心的议题之一。
“我们之所以不称她们为“娼妓”，是因为性工作者在做的也是一份工作。可是他们似乎没有取得合理薪水或假期的权利。”
她强调，如果我国提倡人权，就不能拒绝承认性工作者的基本权利。
“即使她是性工作者，也没有人有权强奸她或对她施展暴力。甚至，她应该有权说不，有选择顾客的权力。”
除此之外，我国社会的男女同志、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LGBT）的生活权益，仍然在相对压抑的情境下，难以取得普罗大众的认同与关注。
何玉苓感叹，这些议题太敏感，以致每每发声最后都会落入被打压、被标签的困境。
另外，男性被施暴、被性侵犯问题也尚未获得普遍重视。她说有些案件发生在监狱中，以致人权组织也很难理解到实际状况。
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改革
我国政府于1963年已成立名为国家妇女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AN ORGANIZATION）的组织单位，主动关心国内的女性议题。
何玉苓告诉记者，这个单位的多数参与者为老师，因此也比较关心教师福利以及妇女劳动的问题。
“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成立28年来也与这个‘官方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包括法律上的改革以及伊斯兰教妇女议题等等，但还有许多议题大家还在努力沟通中。”
官员“又爱又恨”
她举例说，在东马发生的本南族女性被强暴的案件中，妇女援助机构以及槟城妇女醒觉中心都直接参与在政府的行动方案中，政府对此案的报告书也都有提到这两个组织的协助。
询及与官方单位的合作是否曾遭遇困难，何玉苓笑说，基本上他们的态度是又爱又恨。
“有关部门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协助，一方面又担心我们的批判。但是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只要妇女议题可以被顺利往前推动，我愿意在批判时客气一点。”
大马40%妇女面对家暴问题
根据妇女行动协会的估计，我国有近40%的妇女面对家暴的问题。和丰国会再也古玛在本月12日参与支持白丝带运动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目前白丝带运动的推动应该只是一项起步，未来还需透过各种方式，将“杜绝性别暴力”的醒觉带到社会各阶层。
再也古玛也是一名医生，曾致力于协助选区的边缘化群体。他在接受记者询问时指出，低下阶层的居民生活压力比较大，男人一旦无法承受压力，女人就会成为出气筒。
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接触的大多是印裔的贫穷社群。他们想像男人是“硬汉”，彼此会角力竞争。一旦生活条件被剥夺，他的生活环境受到威胁，很可能就会对女人宣泄不满，从而引起可怕的后果。”
他也认为妇女组织可尝试透过英语以外不同语言的宣传，将这个议题带到社会的不同阶层。
12月8日义跑
再也古玛认为，白丝带运动深具意义，它鼓励了个人站出来表态，从而创造美好的社会。
“我希望它是一个长期的运动，方能看到它对这个社会的实际成效。”
妇女行动协会也将在12月8日于吉隆坡马默草场举办白丝带义跑与义走的活动，呼吁参与者以行动支持此项活动。届时，将有2500名参与者会获赠奖牌，同时还会有机会赢得总值30万令吉的奖品。
公众若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加，请上网浏览themarathonshop.com.my,facebook.com/AWAMMalaysia，或拨打03-78774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