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裔民族的宗教或传统民间信仰，缘于当初下南洋的华裔先贤漂洋过海，在东盟各国开枝散叶，落地生根，甚至结合了当地的民间信仰，产生了中国原乡也找不到的新仪式、庙宇建筑风格甚至神像。
诸如中国原乡的“鬼子母”与“观音”传入东南亚各国后，随著时间的变迁与文献的解读不同，再传回中国原乡时，甚至摇身一变成为“送子观音”，其中的发展与缘由的确耐人寻味；而通过中国与东盟各国学者的交流，可以有效补足各国民间信仰甚至宗教因“历史消失”或“文献不详”而无从考究的消逝历史。
因此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与华社研究中心今年也邀请了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的不同学者，一同参加以“南洋华人研究的现状与推展”为讨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增加各国交流的机会，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民间信仰或宗教史补足残缺之处。
孝恩文化基金执行长王琛发表示，中华传统民间信仰随著华裔民族散播到世界各地，而随著华裔民族在各地落地生根，掺杂了当地民间信仰后，再传回到中国，而形成另一个有趣的现象。
“古代的皇朝帝王自封天子，被视为‘奉天承运’，完成上天交付的天命，而透过册封许多社会有功人士，宣扬他们的故事与人文价值，就可有效传达天子的理念，也形成许多民间信仰与神祇的来源；例子包括关公与妈祖，都是透过连串的天子赐封，在民间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隆重。”
为历史文化“解码”
他强调，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意指皇帝透过封神为人民设下遵守的教义与规则，规范百姓的基本道德与待人处事理念，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稳定。“中国在战乱时期遗失了许多传统文化信仰，许多庙宇或古老的祭拜仪式也被时局影响而逐渐稀释，而随著南洋华人的保留，甚至可说是为中国华族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
他指出，有些在中国已找不到的古老文献或习俗来源，却能在东盟各地如马来西亚与越南，发现当地人民依旧执行著古老的仪式，因此加强各国学者的交流，就能有效补足各国历史文化上的不同。
他认为，研究每一个时期的神像与庙宇，就像在“解码”一样，解出师傅打造神像时的社会风气、人文素质甚至思想文学，而南洋与中国本土的神像样式或庙宇建筑，就更能看出当时“编码”的师傅所处的环境。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许多不同籍贯的族群因散布在不同地区，较少有来往甚至可能有尖锐的冲突，因此在建筑风格或民间信仰上，可说是各有各的特色；而随著移民潮来到东盟各国时，就可能因此而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他举例，当福建人在南洋想要打造原乡风格的庙宇时，却找不到来自福建的同乡工匠，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其他籍贯的工匠协助打造，因此融合各种籍贯的庙宇建筑风格就此诞生了。
“我国有些地区的庙宇风格更融合了西式的建筑理念，形成了西式基本建筑的底座，搭上了富有中国风味的屋顶或牌匾，而这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原乡，启发更多不同的思想理念。”
城隍庙是反贪会？
王琛发指出，中国明朝曾经强制性要求所有官兵在宣誓就职时到城隍庙，通报城隍爷本身的个人资料与身世，由城隍爷负责监督该官兵的所作所为，当官兵死后就可以接受公平的审判，是否公平公正的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
“因此城隍庙在当时可说是‘地下反贪污委员会’，让官兵们以此约束自己，不得做坏事；惟这项强制性措施到清朝时就被截断了，成为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有趣故事。”
他补充，反观1870年代开始在我国盛行的城隍庙，也开始有华裔警察或公家机构职员，在上任、升职或调职时到城隍庙报备；虽然许多人不了解背后的历史缘由而解释为“民间习俗”，却自然而然的跟随，就是民间信仰所打造出的“既定体制”。
“而从中国下南洋的华裔先贤，以槟城为主要贸易港口，因此槟城的城隍庙隶属‘威灵宫’级别，等于当时邻近地区城隍庙的‘总管’；这也证明了，过去中国古朝代的政府体制，传入南洋时成为了我国民间的传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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