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在1974年与中国建立邦交，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尽管民间互访及商业往来活动频密，可惜的是大马政府与投资单位似乎没有好好地把握契机，迟至2010年才建立起两国合作的工业园区。
反观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邦交的新加坡政府，却成功搭上了中国崛起的班车，早在1992年就与中国政府商谈合作建设工业园镇的概念，并在1994年2月26日签署3项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将新加坡的管理概念带入中国。
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引发各种矛盾与争议，但在中新两国政府的魄力与协商下，目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趋势，而新加坡政府更为新加坡公司进军中国市场，抢下了先机。
马来西亚拥有中港台以外，发展及保留得最好的华文教育体制，这原本是中国崛起时，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条件。但大马学者兼苏州高博教育集团执行董事冯久玲点出，我国原本有极佳条件参与其中，但可惜的是，基于国情缘故，我国长期以来都没有系统化、用团队精神及战略迎接中国崛起，掌握契机。
“反观，新加坡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1979年至2009年）期间，不仅作为新加坡企业的后盾，而且还作为领头羊，成功带进新加坡大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而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冯久玲看来，大马的官方及民间与中国有很多互访及交流，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停留在交流及联谊层面，鲜少升华至战略层次。若马来西亚没有政府作为领头，但有大企业在前面领头，再牵引有意跨国发展的大马企业进军中国投资，也是一个鼓励，因为马来西亚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更能有所发挥。
她说，有不少进军中国的大马集团做得很成功，当中的佼佼者是大马华裔首富郭鹤年及金狮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钟廷森；惟中小型企业因局限于资本问题，有者发展不错，但始终不成气候。
勿过虑人才外流
冯久玲点出，很多马来西亚人对中国的了解太浅，还停留在一个阶段，因此大马的精英至少是华社一部分的精英，应该要掌握局势，要去发现中国，包括抓紧留华学习的机会。
她补充，中国在软件开发、教育及现代化高等教育方面，已经走到亚洲甚至全球的前头。“我们先不去担心这批精英最后是否会回流大马，因为他们是人才嘛，人才无国界，在一定的条件下，肯定可以回来。”
冯久玲在高博教育集团于苏州独墅湖高教区总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以她本身作为例子。“比如说我在中国投资、发展，但我有没有回马来西亚？有，因为我们是跨国发展、国际发展，而且赚到的钱就回来投资，给家里人改善情况。所以，不要抱有一种‘零和游戏’，以为说‘冯久玲到了中国发展就不爱马来西亚了’，不是的，反而是她可以将从中国所学到的科技与方法回流大马，或者利用在中国的人际网络，将中国投资者带到马来西亚来发展。”
在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签署的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不多，在园区内的科教创新区独墅湖高教区办学的大马高教机构更是麟角凤毛，而高博教育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是当中的佼佼者。高博教育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是大马籍企业战略家拿督赖炳荣结合大马数个华商团体在2003年创办的高教机构；在2005年开始与香港大学、苏州科技学院等高教机构合作在独墅湖创办苏州港大思培职业技术学院；次年开始与微软中国和苏州工业园区教育发展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苏州高博软件培训中心，培养“软件蓝领人才”。
可协助友族搭上中国列车
冯久玲指出，除了新加坡外，台湾商家在进军中国市场方面也做得很有规模，其中一个原因是台商很团结，甚至还在这里设立学校，台商也成功在这里打造出许多“台湾品牌”，如：85度咖啡及一茶一坐连锁餐厅等等。
她提到，在中国投资成功的大马华商应该尽量鼓励及协助友族进军中国市场，最好的做法是协助他们学好汉语，让更多马来人学习汉语及中华文化，让他们在中国崛起时，也搭上这班车。
“若只有华人搭上，马来人没有搭上，鸿沟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大马和谐发展。”
冯久玲说，华社勿抱一种威胁的心态，认为若马来人学会华文，华人就会失去竞争力。实际上，全球都在学华语，这是阻挡不了的大浪潮。既然如此，就要开放胸怀，若马来人在中国发展得好，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资产。
抓紧汉语潮 与世界接轨
谈及华文教育，冯久玲也点出，随著全球掀起汉语潮，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绝对有潜能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华语或双语的国际楷模学校，但前提是各造要紧抓这个发展的机会，华社教育精英必须集思广益，大马华文教育走到今天必须要“破局思考”，即打破格局，一定要提升质量及改革，不能一层不变。
她点出，走出马来西亚国门，来到中国发展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现象，“东南亚华语”似乎成为了一种方言，与普通话只有80%雷同。
“华社除了要关切硬体设施，更需关注软体的发展；百年华教的历史，从私塾、发展到方言教学及逐步规范化，如今应该探讨华语文与国际的接轨。”
以冯久玲的见解，大马曾是英国殖民地，教育体制与西方完全接轨，很多父母也是留美英；而今世界开始转向，若有一群精英转向中国发展，多了解及接触中国人，去深切了解整个中国市场，对大马整体的国际投资发展有利无弊。
冯久玲不讳言，在30年前，中国很渴望技术、资金及市场，因为它需要出口、输出来活络经济，但30年后的中国似乎应有尽有，无论是对外网络、资本或市场资本的累积一概俱全。
“中国现在需要外界带来很高的科技、很多原产品、能源、矿物或食品。中国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今天要来中国发展的话，你就需具备能满足中国人所需的条件，包括你身在马来西亚，有什么特别的特产、才能及才艺？”
她谈到，马来西亚人自诩大马食品很美味，但在中国处处可见泰国甚至新加坡餐厅，大马餐厅却还在起步，中国人感受不到这股热潮；而泰国每年进口至中国800吨榴梿，但往往以榴梿素质比泰国更好的马来西亚，在开拓市场方面却没比泰国成功。
读大学建立人脉
“你的资金很难与中国人媲美，而且你也可能不放心，因为人民币没有与国际接轨。你还是可以进来，只是你要想你可以为中国人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了。”
她说，中小企业要进军中国的话，目前应该把握二三线城市正在崛起的机会，比如：苏州、无锡、杭州、成都、西安及昆明；新一代的华社精英若有意进军中国市场，可以选择一个本身较为喜欢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城市就学，因大学是一个最好建立起人脉的场所。
苏州工业园成立19年 中国新加坡旗舰项目
成立迄今19年的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及新加坡政府两国间合作的旗舰项目，是在1994年4月由时任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苏州工业园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发展首10年期间，中新两国常针对各种招商引资、合作土地及新区开发的问题上，出现诸多矛盾与争议。
在1997年，以资政李光耀为主的新加坡政府因不满中方对招商引资的做法，加上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曾做出撤资的决定，惟在时任苏州市代市长陈德铭的介入下，平息了这场风波。
踏入2001年，中新双方在合资公司的股份从原来的35%和65%调整为65%和35%，中方成为大股东并承担管理权。同年，园区开始盈利，两方政府皆按照合约收益。
2012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38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0.7%；新增实际利用外资为19.6亿美元，增长1.3%。
张学铭建议设科技部聚集人才
目前在中国从事科技工业的大马籍科技企业家张学铭则建议中华总商会，成立一个科技部，协助专业人士进军中国市场。
“以前来中国发展，最重要是带资金过来；而现在要进来的话，除了资金之外，技术更为重要。”
他认为，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中华总商会可以统筹一个部门，号召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各种科技研究人才，一起从马来西亚出发，放眼中国乃至全球的市场。
张学铭也是创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认为，大马占有环境与资源上的优势，实际上只要好好地规划，做真正“马来西亚，能！”的事情，可以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占很大的优势。
他举例，当今的运输费很高，只要大马善用原产品做成名牌产业就有优势，以原产品的科研著手，而锡产品工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他说，政府虽有成立各种棕榈油科研机构或单位，但若要真正做出成绩的话，首先要很魄力及公平地让每个人参与，甚至可以公开通过电视来寻找科研人员，交由大家来评选新的科技，给予奖掖，相信可以闯出一片天空。
张学铭是大马彭亨劳勿人，他在日本千叶大学完成建筑系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因中国有更好的发挥平台，因此带著科技来到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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