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高教部的数据，政府大专院校女学生在近10年占了中学生人数的一半，惟在各种高端行业的总人数却占不到一半，在各大企业决策层更不到10%。
与过半的女性大专院校毕业生回异的是，我国只有47%的女性就业率，这代表许多接受高等教育却没有踏入职场的女性变得更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照顾家庭而离开了职场，因此政府有必要提升妇女的工作环境，社会大众更必须改变“女性必须为家庭而牺牲”的观念！
离开职场而全心投入家庭的女性，一旦未来面对家庭破裂问题，很可能会因为缺少谋生的能力，而选择忍气吞声，而这也是女性就业率偏低的后遗症之一，因此致力提升女性就业率，也可以间接减少更多家庭问题。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主席黄玉珠认为，即使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从大专院校毕业，不致力改善她们的工作环境、社会风气与弹性政策，只会令更多的女性员工半途“下车”，走入婚姻与家庭。
“为什么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很少有女性决策层？因为从根本上就有很多女性结婚生子后就离开了职场，当然只会有很少的女性高级主管，因此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可兼顾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平等的表现舞台，才能有效提高女性在最高决策层的占有率。”
她指出，虽然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誓要在5年之内把我国女性就业率提升至55%，连新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拿督罗哈妮也表示会推行连串政策确保达标，惟到底要怎么解决，目前还看不出端倪。
弹性工作时间表
“女性一旦结婚或有了孩子，就会面对是否辞职照顾孩子的两难情况，若家里没有长辈可以代为照顾，也不信任托儿所的能力，基本上许多女性都会选择退出职场；等到孩子都长大了，即使拥有再高的学历，过去近10年的空白期，加上工作能力开始生疏，也让许多妇女‘望职场兴叹’。”
她认为，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表就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如强调效率制而不必强制每天都要回到公司，或直接在社区或企业设立托儿所，让女性可以安心工作。
“很久以前政府就说要设立社区托儿所，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因此政府在拟定政策时是否表里如一，执行力的强度，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司法界高职未有女法官
即使政府打出5年内达至55%女性就业率的目标，惟从政策以及人事调动上，就能看出政府在执行这项政策的“诚意”。
黄玉珠坦言，从大选时上阵的女性议员人数，到如今女性部长或副部长人数的不升反降，都看出身为企业榜样的政府，的确可以做得更好；她以雪州政府10名行政议员中，就有4名女性为例，鼓励中央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身为律师的她指出，目前政府部门、执法部队、司法体系等影响国家政经文教的部门，还都属于男性主导，对想要提高女性决策层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我国女法官的人数应该有过半，为何被视为最高职位的首席大法官、上诉庭大法官以及东马大法官却不见女法官的踪影？而警队及政府部门的女性决策层则更加少，原因又何在呢？”
“因此许多大企业遴选领导层时，也下意识认为女性属于弱者，无法领导整个团队，而这甚至也是许多女性从小被灌输的自我矮化想法，遇到机会也不敢主动争取，造成女性领导层不多。”
根据各行业的2012年分析资料显示，许多建筑专业领域如建筑师、土地测量时、专业工程师等都是由男性占主导地位，所占人数甚至超过60%以上，而法官、医生与会计师等则是平分秋色，只有牙医反而是女性占了超过60%。
女性离开职场并走入婚姻后，通常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等到提出离婚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筹码，或者重入职场的能力与魄力，最后只能为了自己或家人而继续哑忍。
黄玉珠说：“看过很多个案，妇女无法忍受丈夫不忠而提出离婚，却为了得到孩子抚养权而选择放弃赡养费，等于过去数十年为家庭的牺牲全都付诸流水；因此我们不是什么都要抢，而是提倡‘妇女必须懂得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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