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9日，政府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将慈悯援助金STR与SARA的合计拨款，从2026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2027年的160亿令吉。在生活成本持续牵动民生的当下，援助额度不断加码是政府回应民生压力的明确信号。
然而，在公共资源有限、财政纪律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援助的“总量”固然重要，但“落点”更为关键：每一分每一毫，是否落在最需要的家庭身上？这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援助资格，究竟应取决于家庭“赚了多少”，还是取决于家庭“能支配多少、要养活多少人”？
长期以来，低收入阶层（B40）、中产（M40）与高收入群体（T20）是马来西亚社会辨识收入阶层的通行语言。这套分类准确描绘了家庭在全国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却回答不了另一个问题：这个家庭肩上扛著多重的担子。人口规模、抚养责任与地区生活成本，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
若援助资格过度依赖统一的家庭总收入门槛，便可能出现一种悖论：经济负担更重的家庭，反而因账面收入略高，落在援助网络之外。
一、家庭总收入相同，经济能力未必相同
根据大马统计局（DOSM）的《2024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全国收入最低40%家庭的月总收入低于5860令吉，中间40%介于5860至1万2679令吉，最高20%则从1万2680起。这套分级对描述收入分布具有明确价值，但统计上的相对位置并不等同于家庭实际享有的生活水平。
试想两个月总收入同为1万5000令吉的家庭。家庭A由两名成年人和一名孩子组成，共三人；家庭B由两名成年人和四名孩子组成，共六人。按统计局的分级，两者同属T20。然而家庭A的人均月收入为5000令吉，家庭B仅为2500令吉。同样一笔收入，家庭B要分摊给多一倍的成员，用于生活、教育、医疗与日常照护。
当然，人均收入也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完美尺度。较大的家庭可共同分担住房、水电及部分交通开支，生活成本不会随人数等比例上升。但这恰恰说明：家庭总收入失之粗疏，人均收入又失之简化，两者都不足以准确度量一个家庭真实的经济能力。
二、统一的收入门槛，可能造成援助资格的断崖
这种错位并非纸上谈兵，在现行援助制度中同样可见。
以2026年STR为例，家庭类别申请人的家庭月总收入须在5000令吉或以下。政府已按受抚养孩子的数量调整援助金额，但收入资格的门槛本身仍统一设定为5000令吉。
设想家庭A月入4900令吉，有一名孩子；家庭B月入5100令吉，需抚养四名孩子。两户分别为三人与六人，人均月收入约为1633令吉与850令吉。单看家庭总收入，A符合门槛，B则不符。人均资源明显更少的家庭B，却可能因多出200令吉而被排除在外。
这正是公共政策中所称的“门槛效应”：收入一旦越过标准线，哪怕只多一点，便可能失去整项援助。它同时暴露出目标定位上的偏差：援助未必落在最需要的家庭手中。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著所有援助计划都只依赖B40、M40或T20标签，也不意味著收入较高的多子女家庭必然比低收入家庭更需要援助。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统一的家庭总收入成为准入门槛，不同家庭的实际抚养负担，是否得到了充分考量？
三、地区生活成本，同样不可忽略
除家庭人数外，居住地区也左右著家庭的实际经济能力。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基本体面生活开支（Basic Expenditure of Decent Living，PAKW）数据显示，以平均3.7人的家庭规模计算，全国每月基本体面生活开支约为4846令吉，城市地区为5169令吉，乡村地区为3712令吉。
这些数字并非任何家庭实际开销的固定标准，却清楚表明：不同地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资源并不相同。同样月入6000令吉的家庭，面对的住房、交通及其他必要开支可能不尽相同。一刀切的全国统一门槛，未必能同等精准地识别各地家庭的真实需要。
改革方向：从“看收入”转向“看负担”
世界银行在《马来西亚的社会援助：谁受益，谁遗漏》（Social Assistance in Malaysia: Who Benefits, and Who Misses Out）研究中，也建议将家庭规模纳入社会援助的对象识别机制，以提高援助的针对性。这意味著：值得研究的改革方向，并非简单废除既有的收入阶层分类，而是在其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衡量家庭实际需要的资格评估机制。
诚然，这样的改革并非没有代价。更复杂的评估机制，可能推高行政成本，加重资料核查负担，也增加错误申报的风险。这些顾虑合情合理。同样，政府既不能仅凭总收入判断家庭的全部经济状况，也不能将家庭开支照单扣除，否则高消费可能被误读为更大的援助需求，反而制造道德风险。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客观、统一、透明的必要生活需求标准，在公平、财政纪律与行政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具体而言，可从四个方面著手：
其一，收入分级与援助评估双线并行。 保留B40、M40、T20作为收入统计指标，另行建立面向社会援助的家庭经济能力评估机制。财政部、内陆税收局与统计局可研究引入“等值化可支配收入”（Equivalised Disposable Income），按家庭人口与年龄结构调整收入口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有兼顾不同家庭规模消费需求与规模经济的计算方法。马来西亚可借鉴其原则，但应依据本地家庭消费结构制定调整系数，而非照搬外国权重。
其二，将地区生活成本与特殊抚养需求纳入审查。可利用统计局现有的基本体面生活开支（PAKW）数据，研究分地区的需求调整系数；对需照顾残障人士、长期病患者等特殊受抚养成员的家庭，建立合理的补充评估机制。
其三，以递减式援助取代“一线定生死”。 对于略高于门槛、但经家庭需要调整后仍面临压力的家庭，可研究逐级递减的援助，而非一旦越线便全数取消。这既能缓解门槛效应，也能避免家庭因收入小幅增加而骤然失去援助，挫伤其增加工作收入的意愿。
其四，先模拟，再试点，后推广。 运用家庭收入及消费调查数据，估算不同方案对受惠家庭数量、贫困群体覆盖率、行政成本与财政支出的影响，并建立清晰的申诉与个人资料保护机制。
结语
2027年STR与SARA拟投入的160亿令吉，是一项重大的公共财政承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让每一令吉都更准确地抵达有需要的家庭，应当与“拨多少”同样成为援助制度改革的重心。
B40、M40与T20，描绘的是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而非家庭肩上的份量。以固定的总收入门槛划定资格，难免使负担更重的多子女家庭落在援助网络之外。因此，有必要研究一套融合等值化可支配收入、抚养责任与地区生活成本的评估机制。
社会援助的使命，不在于给家庭贴标签，而在于辨认谁真正需要公共资源的托举。账面收入是一个数字，生活负担却是一种处境。一个家庭赚多少钱固然重要，但这笔钱要养活几个人、扛起多少必要责任，同样不容忽视。衡量一套援助制度是否公平，不只看国库付出了多少，更要看每一笔援助是否落在了该落的地方。这不仅是财政数字的优化，更是国家对每一位努力生活的国民应有的温度与公平。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