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公共医疗资源吃紧，提高一令吉普通门诊费及5令吉专科复诊费的建议，就会再次被提起。这背后的想法不难理解，毕竟药物、设备和人力成本不断上涨，让病人多付一点，似乎既能增加收入，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求诊。然而，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先问的是：收费提高以后，哪些人会因此不求医？省下的又是什么？
对于收入稳定的人，增加几令吉或许无关痛痒。但对日薪工人、独居长者，或同时照顾孩子与患病父母的家庭，每一笔开销都有去处。我们口中的“才十令吉”，可能是别人一天的饭钱。况且，一令吉门诊，并不代表病人只花一令吉。汽油、停车费，以及请假损失的收入，都是真实成本。长者需要家人陪诊，一次复诊便可能牵动两个人的工作安排。偏远地区居民还得承担更长的路程。这项看似无关的收费其实都必须放在这张完整账单里讨论。
有人认为，看病太便宜，病人才会随便上门。但病人在求诊之前，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症状是否严重。胸口不适，是胃酸还是心脏问题？持续疲倦，是睡眠不足还是贫血？发现肿块，应该观察还是检查？他们来求诊，正是为了弄清楚。
美国兰德健康保险实验（RAND Health Insurance Experiment，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健康政策研究项目）发现，要求病人承担更多费用，会同时减少有效及较低效益医疗服务的使用。病人并没有因为付得更多，就准确判断哪些治疗可以省略。因此，诊所人数减少，不能直接等同资源运用更有效；也可能有人选择继续忍耐。
这对马来西亚尤其值得警惕。2023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显示，15.6%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29.2%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约2/5并不知道自己患病。这些疾病早期可以没有明显症状。我们鼓励民众及早筛查、定期复诊，政策便应协助他们持续就医。
5令吉专科复诊，同样不能当成普通消费。许多预约是医疗团队根据病情安排的。一个同时患有数种疾病的人，可能需要到不同诊所接受检查与调整药物。每次收费看似有限，长期累积，却让医疗需要最多的人付得最多。
当然，公共医疗需要更多资金。医护人员需要合理待遇，医院需要足够药物、设备与人手。维持低收费，绝不能成为容忍服务不足、让前线继续苦撑的借口。问题是，这笔钱应该怎样筹集？通过公平的公共筹资，让经济能力较强者承担较多，再将资源用于有需要的人，更符合风险共担原则。如果希望高收入群体贡献更多，可以从筹资制度著手，不必等他们生病时，才在诊所柜台收取。
就算提高收费后再豁免低收入群体，也未必万无一失。收入骤减、刚好超过资格门槛，或不懂申请的人，都可能被遗漏。所谓的保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要确保病人真正去看病时，用得上这份保障。至于医院拥挤的问题，有关当局理应检视人手配置、安排合理的预约制度、确保转诊流程的顺畅，以及协助稳定病人能否在住家附近复诊取药。单靠提高挂号费，本身不会让这些环节运作得更好。
一令吉与5令吉，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看起来是小数目，但却守住了许多人求医时的那道门槛。医疗改革应增加投入和改善服务，但也不该因此失去原本的可负担性。如果我们希望病人在病情尚可控制时走进诊所，就应让他们少一分经济顾虑，多一个及早获得帮助和医疗照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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