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槟城。七岁那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们一家搬到了柔佛古来，我在那里念小学。后来迁居新山，在坡底念中学；大学先修班则是在森美兰瓜拉庇劳度过。之后，我到雪隆区念大学，毕业后也留在那里工作。如果把我的人生画成一张地图，它横跨了槟城、柔佛、森美兰、雪隆，最后来到今天的布城。
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公务员。2017年开始，我先后在雪隆三家政府医院服务人民。后来曾回到柔佛服务，也曾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自愿前往沙巴支援当地几近崩溃的医疗体系。如今，我来到布城，依然是一名公务员，依然努力为民效劳。这些年来，我依法纳税，遵守国家法律，履行公民责任，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我也定期捐血，目前累计捐了38次。每一次捐血，我从来没有问过，这袋血最后输给了谁。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人，还是卡达山人？我不知道，也从来不需要知道。因为在医院里，等待输血的是病人，不是种族；需要被拯救的是生命，不是身份。
也许因为这样，我始终相信，公共服务不是服务某一个族群，而是服务每一位马来西亚人。公共服务超越了一份职业的范畴，比较像履行对于国家的一份承诺。因此，当今天还有人要我证明自己是不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是不是我的家时，我真的感到难过。
过去几年，我有幸多次代表马来西亚到国外参加国际比赛、国际会议、青年峰会及海外培训，也曾发表科研论文，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每一次，当别人问我：“Where are you from?”（您来自哪里） 我的答案始终只有一个：“I am Malaysian.”（我是马来西亚人）不是因为我刻意要表达什么政治立场，而是因为，这就是事实–我是马来西亚人。
站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人会先问你属于哪个族群。别人看到的是你胸前的国旗、手中的护照，以及你所代表的国家。每一次站上讲台、参与讨论、起草联合声明，甚至只是与外国朋友交流，我都不断提醒自己，我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马来西亚。我希望别人记住的，是马来西亚人的专业、善良、互相扶持，以及我们能够在多元之中团结，而不是彼此之间无止境的猜疑与分裂。
正因为如此，当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发表“华人有中国、印度人有印度，马来人只有马来土地”的言论时，我感到十分难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马来西亚人也为此深感难过。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番话背后的政治考量，而是因为，这句话实际上否定了数百万大马人的归属感。它仿佛在告诉一部分马来西亚人：无论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贡献了多少，你始终还有另一个“家”。
更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竟然还有不少人为这样的言论辩护，甚至不惜绞尽脑汁，为这种赤裸裸的族群偏见寻找各种理由，把它包装成“事实”、“历史”或“政治现实”。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我还有另一个国家可以回去，那么请问，我应该回哪里？我的童年和青春在柔佛。我的大学足迹在森美兰和吉隆坡。我看过的病人在雪隆、柔佛和沙巴。我的工作在布城。中国没有我的童年，没有陪伴我成长的老师和同学，没有我成长的街道，没有我服务过的病人，更没有我深爱的生活。我的人生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发生在马来西亚。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求学，在这里照顾病人，也在这里规划自己的未来。
利用族群焦虑划分人民
一个人的忠诚，不应该由祖先几百年前来自哪里决定，而应该看他今天愿意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哪里。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到了今天，我们还有政治人物不断利用族群焦虑，把人民区分成“自己人”与“外人”，仿佛只有某些人才能定义谁属于这个国家。这种政治论述，也许能够赢得一场选举，但它最终输掉的，却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资产，既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信任。
马来西亚即将迎来独立七十周年。经过近七十年的建国历程，我们理应讨论如何提升教育品质、创造高薪就业、改善医疗体系、推动科技创新，而不是不断回到“谁属于这里”这个本来就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答案其实很简单。凡是愿意与这个国家共同承担风雨、共同建设未来的马来西亚人，都属于这里。我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传统；我们也可以一句话里面夹杂马来语、华语、英语，甚至福建话、泰米尔语，却依然能够相视而笑。
“Macha，等下一起makan还是打包？”
这，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有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也还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真正的家，从来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地方。真正的家，是一个即使有缺点，你依然愿意留下来，为它付出、为它奋斗、希望它变得更好的地方。
我希望有一天，当任何一个人说出：“我是马来西亚人。”这句话，不需要再加任何注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因为，我是大马人。马来西亚，是我唯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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