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如楼区国会议员拿督孙伟瑄提出赋予第三代华裔土著身份的建议，很快被砂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都卡林以不符法律框架为由否决。一来一回，看起来是东马政坛的口水战，但其真正触及以“原住民”为核心分配逻辑的体制中，非土著群体的身份边界，究竟止步于何处？
长期以来，官方叙述都强调制度的稳定与历史契约的延续。然而，当许多华人已在这片土地完成多代累积，无论是经济参与、社会融入还是文化认同，都早已本土化，但在关键制度节点上，仍然被归类于“非核心受益群体”，这种身份与现实的错位，对国家运作本身产生影响。
当然影响并不都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反而更常见于静态流失。资本在制度边界之外寻找出口，人才在机会受限中重新布局，而留在体制内的个体，则逐步降低对公共资源的期待。这些变化缓慢、分散，却持续削弱个国家本应具备的内生动力。
问题在于现有以族群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模式，是否仍然符合一个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需求？当政策逻辑仍停留在分配保护，而非效率导向，其结果往往不是保护弱者，而是整体效率的下滑。
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围绕身份标签展开对抗，并不会带来实质突破。更具现实意义的方向，是在不触动宪制根基的情况下，逐步调整政策执行层面的逻辑。例如在行政体系中，是否可以减少族群标识对决策的直接影响，转向更透明与需求导向的评估标准？这些或许都无法立即改变根本结构，但至少可以在现有框架内，释放被压抑的生产力。
必须承认土著身份同样承载著历史与政治现实，任何试图直接改写这概念的提议，都会面临高度阻力。然而，如果制度只能被动防守，而无法进行适度演进，最终代价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维持既有分类，但无法避免面对其后果。当越来越多在本土扎根数代的国民，仍然在关键制度入口被区分对待，在当代马来西亚自己人的定义，究竟是历史所决定，还是可以随著现实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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