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发生的赵明福离奇坠楼案，在近16年后，随著总检察署宣布"无进一步行动"（NFA），再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对赵明福家属和许多关注此案的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感失望的结局。然而，这起悲剧也无奈地揭示了法治社会的核心且冰冷的现实：司法的裁决，终究依靠的是证据，而非情感或舆论。
火箭律师团全面援助
赵明福是时任雪州行政议员的政治秘书，于2009年7月15日以证人身份到雪州反贪会接受盘问，次日却被发现陈尸在反贪会大楼外，年仅30岁。他的猝然离世震惊全国，引发了对执法机构滥权和问责制度缺失的强烈质疑。
案件发生后，民主行动党迅速组织律师团，为赵家提供全面的法律援助。验尸庭在2011年将此案裁定为"悬案"，无法确定死因。在家属与律师团的不懈努力下，上诉庭于2014年做出了关键性的裁决，推翻了"悬案"的结论，改判赵明福的死亡是"由一名或多名身份不明者的非法行为所致"，并要求当局必须继续调查。
除了刑事追诉，民主行动党也协助赵家提起民事诉讼。政府与反贪会最终承认此事存在疏忽，并向赵家赔偿了60万令吉及支付6万令吉堂费。虽然民事赔偿为家属提供了些许慰藉，但这并不能替代刑事正义的实现。
警方调查是否彻底？
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为何至今仍无法取得足够的证据？此案历经16年，期间不仅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皇委会），也经由警方重启调查，但结论却仍是"无确凿证据"。
这不禁引发公众质疑：警方是否真正深入调查？所有可能涉案的环节是否被彻查？关键证人是否被追踪、盘问？重要线索是否被遗漏或处理不当？正因为执法与调查缺乏透明度，人民无法判断调查是否专业、独立、公正，即使警方声称已"竭尽所能"，也难以建立公信力。
为何难以提控涉案者？
尽管2011年的皇委会报告点名三名反贪会官员，并严厉批评了官员的不当行为诱发了悲剧，但这些发现不足以构成刑事法庭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这凸显了司法实践的困局：即便社会普遍相信有人需要负责，但若无确凿的法律证据，检方也无能为力， 恰恰反映出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有罪须证，无证不罪。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举证责任完全在控方，且证明标准极高。为了避免冤枉无辜，司法系统"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历史借鉴与未来改革
纵观历史，无论是台湾1980年悬而未决的"林宅血案"，还是我国1969年真相扑朔迷离的"513事件"，都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并非所有案件都能水落石出，正义也未必总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伸张。
然而，接受现实并不意味著放弃反思与追责。政府与执法单位必须严肃面对赵明福案所揭示的制度缺陷，让这起悲剧成为检讨体制、完善法治的转捩点。
首先，此案揭露了对执法人员缺乏有效监督的弊病。政府应重启成立具实权的"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赋予其独立的调查和纪律处分权力，确保执法者为其行为负责。
其次，作为国家的反贪机构，反贪会应对其在赵明福案中的疏失展现道德担当，向赵家和公众真诚道歉。这是修复其公信力、重建社会信任的必要一步。
另外，政府应进一步承担责任，除了民事赔偿，也应考虑提供更妥善的抚恤及制度性回应，如立法纪念、公开报告等，并进行深刻的制度检讨，确保调查程序和扣留环境的安全性，防止悲剧重演。
在总检察署决定"无进一步行动"后，赵家也因律师分析胜算渺茫，而忍痛放弃提出司法复核。赵明福案就此走到法律程序的尽头，但此案留下的伤痕与教训不应被遗忘。
人民对真相与正义的坚持，应成为推动制度改革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安慰逝者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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