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则故事：一则故事述说从前有一批人，因缘各异，远渡南洋，垦荒开埠。之后一批又一批陆续到来。他们从群聚而结成帮派，从帮派而形成社会，从社会而融入国家，努力不缀，直到落地生根。独立以前，对教育的需求是应付基本就职需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日后回到家乡继续生活而准备，因此保持华（语）文或汉字的学习成了教育的重要前提；独立之后，前者教育功利性的目的不变，但后者则转向如何融入和认同这一新兴民族国家意识为导向，努力成为国家多元的一部分。
以外部敌人增凝聚力
另一则故事则是述说他们早就居住在这土壤上。因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同时也逐步开启了这一批原居住者作为单一民族主体意识的启蒙。他们原来依靠传统经济活动方式，依靠河口海岸捕鱼、务农，统治者则依靠税收和提供保护网来治理地方。
18世纪后，殖民帝国主义者逐步引入贸易、军队和城镇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土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态。19世纪英殖民政府逐步引入现代的官僚治理模式，这一批原居住者慢慢地被纳入英殖民政府体系当中，因而也开始产生教育的需求。
二战以后，马来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民族自救成了他们亟需处理的问题。大多马来族群还是生活在乡村落后之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反而成了底下阶层。教育成了当中关键。独立以后，民族自救和民族存亡成了早期马来民族主义者危机意识的基础，如何巩固和维持主权意识成了马来民族精英的共识。
上述两则故事，一则是早期投入华教运动前辈最常叙述的模式。当中有离乡的悲情，也有立国之时对新兴国家和土地抱有的想像及期许。（注：最经典的一句话即林连玉语“多彩多姿，共存共荣”）按这一故事模式，华教存在理由一是因为在立国以前即已存在，二是华族对立国之初的贡献。最后是因为二战以后的马来西亚本土早已是复杂多元的社会，华教的存在是多元种族共存的基本权利之一。
然而上述三点，放在另一则故事中则成了对立面，因为在维护主权意识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斥著排他性。1970年开始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直到马哈迪作为第四任首相肆意任由“巫统／国阵”逐步成为一党独大——“马来人至上”的共构统治模式，他族也加深存在的危机感。
上述话语，在林晃昇作为董总主席领导华教运动之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应对华社舆论和群众的过程中，对内可以凝聚共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外部敌人；对外则成了华教运动醒觉的道德依据，多元社会则成了华教运动的正当性诉求。
摆脱划分两族修辞
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我们经历了1998年烈火莫熄政改和净选盟运动后，又经历了阿都拉政府相对开放的管治和纳吉政权的贪婪政治之后，华教的故事还能这么说吗？
这里还不包括全球化因素所带来的冲击，以及1996年教育领域逐步开放给私有资本之后所造就的乱象。当中包括国际学校在过去二十年来骤然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国民教育的水平摆放在国际评测之中，反而变得苍白滞后；课程改革、师资培训等问题，一直深受政治和官僚主义干扰。高教领域长期在种族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扭曲下，学术发展停滞等等。受到伤害的，实际上是马来西亚整体公民社会和国家。
以上种种，显然在林晃昇之后（2005年又忙于内斗），不在华教故事之中。特别是在2018年一度实现政党更替，政权轮换之后，一党独大的模式终结。由数个合纵组合的希盟政权实际上打开了权威政治的缺口，因而才有统考可以在高度的国家政治议程中，开放讨论。
然而华教运动的坚守者，从林连玉基金到董教总却还浸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引述的故事——不是华教自身的故事，而是对马来社会和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想像故事。因而希盟政府成了“巫统—国阵”的替代对象，在爪夷文课题上极尽发挥民族主义高度情操，进行攻坚战。然而在统考课题上，却又要求以理性和学术的方法处理国家承认统考的课题。这一精神意识分裂的状态，实际上反而让他族更认为你我之分，不仅仅是政客修辞，同时也是华教运动者所期待的客观存在。
一如评论人林宏祥所言，董总所领导的华教运动失去的十年，正是国内公民运动蓬勃的十年。然而，于我而言，华教运动不是失去十年，而是整整停滞了二十年。因为老是重复我们想当然耳二十年以前的老故事。
本文为“纪念林晃昇逝世18周年”系列文章之一。由董总组稿。文章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董总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