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西马一所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中国历史学者苏智良所著的《“慰安妇”制度研究》和美国历史学家张纯如所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
其中，对女性实施的性暴力行为，我读了很难受。
之后，为系里编写《系学生阅读推荐书目》时，我把这两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和书摘收录进推荐书目中。
后来去中国，接触到更多相关研究著作，也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19年，某次拜访马来西亚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时，遇见了一位学者来参加一场国际研讨会。经介绍，得知他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
后来，看了韩国拍的以二战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为原型的电影《雪路》（亦译《雪地里的拥抱》）。
电影《贞贞》（改编自中国作家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以此为题材。电影讲述受害者好不容易逃出日军营地后，回到自己的村里，却遭受村里人的歧视、排斥、远离和议论，甚至欺凌。在原作《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以细腻的叙事和笔触，刻画了受害者在遭受“二次伤害”时的言行和心理。这种来自“自己人”的“二次伤害”，其残酷性，往往并不亚于加害者本身的暴力。
丁玲在1941年发表这篇小说，正值战争时期。在多数人对女性贞洁观念仍然封闭的年代，她公开发表这篇小说，本身即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下面引文节选自相关研究文献和实录材料：
“人们看到我，常常指著我议论，甚至有小孩追在我后面骂：‘日本婊子’、‘日本婊子’。”
“有些妇女受不了自杀了，也有的发疯了。”
有些伤，并不会随著战争结束而终止。它们从战场延伸到一生。
“这里有许多年龄很小的女孩子，她们受到的糟蹋我简直都不敢看。经常是七八个日本人轮奸她们，这些小女孩一般只有十三四岁。”
“就这样，我在一个多月以后，就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了，全身浮肿，不成人形。”
（摘录自陈庆港著：《历史的深处：二战日军中国慰安妇影像实录》，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8月）
“不过由此受到一辈子的牵连，遭到丈夫的鄙视，经常因此挨打。虽然生下了一男一女，最终还是遭到丈夫的抛弃。”
（摘录自张双兵著：《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
二战日军“慰安妇”制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长期且制度化的集体性性暴力。
短则几周，长则达几年。“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
在许多战争中，针对敌方女性的性暴力并不少见，只不过，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把这类行为制度化、系统化、规模化了。
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发生，也终会结束。历史书会记录谁赢了，谁输了，哪一个国家崛起，哪一个政权倒下。但在这些宏大的叙事背后，有一些问题却很少被提起：
那些被战争改变命运的普通人，后来怎样了？
战争结束后，她们所承受的创伤，谁来承担？
历史记住的是胜负，但很多普通人记住的，是一辈子的噩梦和阴影。
这种伤害，并不总是来自加害者。有时，它来自旁观者的沉默，来自社会对受害者的误解和羞辱，甚至来自最接近她们的人。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使伤害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战争结束了，但她们的一生，从未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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