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位朋友和我聊起，她和伴侣之间最大的矛盾点，竟然是家庭开销该怎么算。起初他们讨论的是比例分担：到底应该是60:40，还是70:30？最后两人敲定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数字——男方负责75%，女方负责25%。但协议一旦落地，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这75:25 仅限于日常家庭开销吗？那如果出去旅游呢？是否连机票、酒店也要按同样比例？再往下细想，女性的保养品是否也算在开销里？如果遇到医疗费用，怎么算才合理？原本以为明确分配能避免争执，结果却成了无止境的纠结。
这种对“谁出钱”的敏感，其实折射出更深层的心理：在双薪家庭日渐普遍的今天，女性一方面强调独立与自主，另一方面也渴望在关系里获得安全感。
女性独立与“防背叛心理”
于是，“史瑞克式约会”（Shrekking）在国外兴起——女性刻意选择条件比自己差的伴侣，希望在情感上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减少被背叛或被抛弃的风险。
史瑞克在童话里是一个外貌粗糙、并不完美的男性形象，因此“史瑞克式约会”往往隐含著女性选择“条件不如自己”的伴侣。
其逻辑在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收入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男性养活自己。相反，越来越多女性反而担心，如果选择条件更好的男性，关系中的不对等会让自己处于弱势，被抛弃或背叛的风险更高。
正如有女明星直言：“我不嫁入豪门，我就是豪门。”这句话，已成为许多新时代女性的心态写照。既然我可以自己买房、自己打拼，那我在关系中追求的就不是“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而是“找一个让我安心的人”。
因此，“史瑞克式约会”不是放弃择偶标准，而是一种心理防御策略：通过选择一个自己可以“驾驭”的伴侣，换取更强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经济压力下“择偶降级”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因素。全球年轻人普遍面对房价高企、工作不稳、生活成本飙升的压力。马来西亚和东盟也不例外，延迟结婚、低生育率已是显著趋势。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女性重新审视择偶逻辑：与其找一个“条件完美”的伴侣，陷入资源攀比和生活焦虑，不如找一个经济条件一般但能稳定投入感情的男人。换句话说，这是把婚姻从“资源整合”转向“风险对冲”。
但这里有一个反思：难道找一个条件更差的伴侣，就一定能降低风险吗？
条件低的男人就一定更专情、更可靠？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婚姻和感情的稳定，不是由条件高低决定，而是取决于双方的价值观、责任感与经营能力。
“史瑞克式约会”的矛盾
从某种角度看，“史瑞克式约会”是一种女性对不安全感的回应，但它同时也包含著矛盾：
一方面，女性独立带来更高的选择自由，不必依赖男性的资源。
另一方面，选择“降级伴侣”却可能导致新的风险：在经济压力面前，如果伴侣无法共同承担责任，关系未必能走得更远。
换句话说，“史瑞克式约会”其实是现代婚恋市场焦虑的折射。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当经济环境不稳，社会保障不足时，爱情也会被迫变成一场风险管理。
在马来西亚与东盟社会，“史瑞克式约会”的现象或许没有在舆论场上大规模出现，但类似的心理趋势已经存在。越来越多职场女性有稳定收入、敢于选择单身，甚至明确表示“不愿意找比自己条件差太多的人”，但也会担心选择条件太好的男人，反而会让自己失去安全感。
爱情与经济的底层逻辑
“史瑞克式约会”并不是年轻女性“自降标准”，而是在经济与情感双重压力下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提醒我们：爱情从来不是孤立的浪漫，而是深受社会结构与经济环境塑造的结果。
当房价越来愈高、教育和医疗负担沉重，社会保障不足时，年轻人对婚姻与伴侣的要求，必然从“理想型”转向“风险对冲”。然而，问题在于：这种“降级式的安全感”真的能抵消风险吗？条件低的伴侣并不等于更稳定的关系，如果社会结构不改变，经济压力依然存在，焦虑和不安依旧会在爱情中上演。
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伴侣条件的高低，而是来自社会能否为年轻人提供更平等的机会、更稳定的环境，以及家庭内部能否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
爱情与经济一样，本质上是合作关系。如果国家与社会不能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多的“择偶策略”也只是权宜之计。
爱情不是一场“资源战”，而是一种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若这一点得不到解决，哪怕是“史瑞克式约会”，也只是经济焦虑下的暂时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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