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领导人三四十年来一直表现出极力推动国家往发达国家的目标前进，但在管理上仍然抱持着第三世界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希望人民包容与理解政治领袖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却又设下各种障碍阻扰公民社会参与各种公共课题的探究与反馈。最近关于国内顶尖大学的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华裔学生录取人数，以及大学热门学科的华裔生录取状况相关争议就是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人，这些年来很清楚国外弹指间就能够获得的各种教育数据，在我国却是障碍重重，不管是研究单位还是媒体需要，几乎都是求资讯无门的情况。最近引起争议的全国大专升学辅导（全升）关于华裔进入公立大学热门科目相关数据，也是该组织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透过全马各地大学生一点一滴慢慢收集汇整而来。
而相关话题引爆后，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也只能透过在马大修读医学、法律系的学生打听系上华裔生人数来反驳相关数据，这显示连教育部副部长都无法透过相关部门取得准确的数据，只能够用打听来反驳全升的数据，这又该如何责怪全升与媒体的资讯有误，产生错误的解读与诠释呢？
在数据无法获得的困境下，长久来不少民间团体（包括董总、教总）为了对教育现况、教育政策进行分析与研究，只能够土法炼钢的自己设定问卷，并且透过各种管道、动用各种关系请学校校长、老师协助收集，再耗费大量时间慢慢整理，才能够推敲出如学校族群组成、家长收入状况、学生成绩等级概况与毕业生升学概况等数据，这对关怀相关课题的公民组织而言是无法跨越的障碍，更限制了有效的讨论与监督。
近年来网络资讯与大数据的发展，数据管理与分析是各个领域在进行决策与发展规划时重要的工作，因此有系统的将公共资料公开是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只是马来西亚过去因为特殊的多元文化与公共资源分配上的考量，国家机器选择隐匿各种公共数据，除了媒体难以掌握正确的资讯外，也造成公民社会难以精确的研究分析各种课题。
这种情况除了限制了大家对公共课题的探讨外，也产生了各种争端，如本次关于大学招生的争议，数据不公开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弄清楚真正的招生录取状况，人民就无法厘清相关主管单位的作业模式是否符合程序，当中是否存在瑕疵，大家更无法迅速的找出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更别说该如何改进。
国家要发展与转型，就应该勇于面对公民社会的监督与检视，毕竟公共课题不只是有政治人物的责任，也不该局限在公务员体系内部的运作，公民组织对各种课题的关注与监督也是一个国家发展重要的环节。各类公共数据的公开，让关怀各种不同议题的公民与组织能够得到正确的数据，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才是打开公民社会监督的基本条件，更是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高效运作的基础。
本次事件的争议，不该是全升的数据为何不精确，也不在于媒体引用了错误的数据造成有误的推断，大家应该关注的是到2025年的今天，人民为何仍然无法获得大学录取这类简单的公共数据？
唯有将一些不涉及国家机密与敏感性的数据公开，放手让公民社会去研究与反馈，才能够带动公民意识的建立，人民才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监督政府与公共部门，减少所谓“深层政府”、“小拿破仑”有机会操作的机会，国家的行政与发展方才有机会迈向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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