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到一年一度男女老少齐欢庆的农历新年。在这个充满传统韵味和团圆气氛的节日里，派红包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之一。最近看到一则与红包有关的应景新闻，事件中的女主角因到男友家拜年，却仅收到男方家长给的5块钱红包，顿时感到自己不被重视，愤然宣布以后再也不去拜年了。
华人社会的诸多仪式中，红包几乎无所不在，但红包的金额似乎是最关键的，也是面子和身分的象征。甚至有人当面拆开红包，与身旁的小伙伴窃窃私语，比较哪个红包“更有诚意”。随著电子钱包的普及，发红包变得更加便捷，但年味也逐渐消减。曾经承载著祝福与情感的红包，现在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传递的心意愈加虚拟，也变得更容易被遗忘。
每个小孩都期待收获红包。记得小学的某一年，我们班的十几个同学约好出去拜年。来到了一位同学的家，他的爸爸打算派红包给我们之前，一脸开心地说：“红包不能白拿的，而是要凭本事赢得！”。 规则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必须说出一句四字成语作为祝福，才能获得红包，而且已经被说过的成语不能重复。
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生怕轮到自己时词穷说不出祝福语。有些同学一时转不过来，身边的同学也毫无犹豫地给予提示。由于抢答过程十分激烈，大人小孩都笑成一团。有趣的互动激发了我们的语言文化潜力，安哥给了我们多大的红包，我们早已忘了，但是派收红包所产生的话题和互动，所象征的祝福和人情，却让人印象深刻。
时间快转到今日，过年拜年的氛围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回到家乡，亲朋戚友的小孩都长高了不少，面容愈加成熟。要找到他们不难，他们总是出现在客厅边的沙发上，通常都是头部稍微前倾，双眼直勾勾地盯著手机。偶尔发出微笑的准是在刷短片；一脸严肃的则准是在打游戏。
要是遇到长辈硬要交流的话，他们会抬一下头应对，大家的交流模式基本上锁定在“你问一句，我回一两个字”，感觉总字数不会超过100字。至于小辈主动和长辈交流、嘘寒问暖，较为罕见。有趣的是，无论如何，大人派红包这一“例行公事”却必须执行到底，大多数人自觉地从口袋里掏出红包，派给小孩或直接交给对方家长代收。派红包的像是“例行公事”，收红包的理所当然，不明就里。
“压岁钱”，是长辈给后辈的红包，寓意“压伏邪祟”，希望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平安如意，寄托著对孩子的美好祝愿与期望。而小辈给长辈的红包则叫“添岁钱”，顾名思义，是祝愿长辈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意思。每年增加红包的金额，也像征让长辈“延年益寿”。
最早的红包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红纸包着几枚铜钱或其他像征性物品。直到清代，富裕家庭才开始使用纸币，而普通家庭依然使用铜钱。在《压岁钱》这首诗中写道：“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诗中描绘了孩子收到压岁钱时的兴奋与珍惜，增添过年热闹氛围和浓厚的仪式感。小小红包封装著的是祝福和情感象征意义，但或在一次次冰冷的转帐和势利比较中，逐渐变得无趣和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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