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急性子的农夫。他总是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太慢，最后想到个办法，把禾苗一棵棵地往上拔高一大截。他儿子听了大感不妙，赶紧跑到田里去看，禾苗果然全都枯死了。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时期的《孟子·公孙丑上》，意指倘若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最后会事与愿违，反而坏事。时隔约2500年后的今天，有位大马部长日前的建议竟和“拔苗助长”的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等教育部长拿督斯里赞比里于日前在国会为国家元首施政御词总结辩论时指出，经济部和人力资源部已就大学毕业生3000令吉最低工资进入前期讨论阶段。
无可否认，由政府直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表面看这是最直接让大学毕业生涨薪的方式。惟，这种粗暴直接的涨薪法，其实和印钞票救经济的理论一样，长期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更何况大马目前早已有一视同仁的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呢！
大马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胡先在2023年6月接受星报访问时提到，如今拥有大学学位的毕业生平均起薪约2700令吉，但如果毕业生对薪水的预期过高，雇主可能没有能力支付，最后将导致他们不被雇主聘请，所以毕业生应该准备好调整他们的预期薪资。
他提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应届毕业生必须了解如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是现实的，认清现实，并先累计经验和技能。
倘若政府执意要通过大学毕业生3000令吉的最低工资，届时，肯定会让更多雇主选择弃聘大学毕业生，转而聘请更低学历资格的毕业生；久而久之，也可能会连带让一些毕业生在求职时，隐瞒或不向雇主申报真实学历，以期尽快被聘用。
转嫁私人界
诚如我在2022年3月23日的《兼听则明 – 谈增产假隐性问题》里提到，如果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天数大幅增加，这些隐性成本肯定会直接转嫁到私人界，尤其是对中小企造成沉重的负担。
部长提出大学毕业生3000令吉最低工资的建议，其实和增加产假至98天一样，均是大马一直以来出现的弊病：很多政策在保障公务员的同时，却没有考量到私人界的负担，甚至会延伸出许多隐性问题。
同时，牵一发动全身，就算政府只在政府部门和官联机构落实大学毕业生3000令吉最低工资也好，整个公务员等级薪金制度也会受影响。换言之，这又是用公帑来承担的天文数字。
相较于筹谋大学毕业生3000令吉最低工资的建议，高教部理应确保教育领域培训符合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提供学生们与时并进且和市场接轨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如果毕业生拥有真才实学及市场经济价值，又何惧找不到工，甚至挑不到工资满意的好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