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好友母亲仙逝，享年九十有馀，算是上寿往生了。然而在灵堂上，却见好友心情悲伤郁闷，慰问之下始知其母病逝于医院中。原来老人家往生前在最后的医疗过程中，孝顺的友人带著老人家向三名专科医生求助，希望能倾全力治好母亲的病。前两位大夫检验了老人家的状况，结论都是一致的，即老人家许多器官经已衰竭，年寿已至，家属宜做好心理准备。
失望之馀，友人再向第三位专科医师寻求协助，不料该医生的诊断非但令人心碎，更让友人自责不已。因为医生告诉他：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为时已晚。倘若早来的话，兴许你母亲还有得救。言下之意，拖延找他已误了医疗的黄金时期。母亲去世之后，这医生的话令他久久无法释怀，似乎责怪著自己，母亲的病逝，皆因他拖延找那位医生所造成。
这事件，令我想起读过的一篇文章来。台湾著名学者蒋勋先生，在他一本著作“南朝岁月”里，提到一个小故事，即 ：教导蒋勋先生“书画品鉴”科目的教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负责将北京清宫文物南迁、而后押运至台湾的庄严教授曾告诉他们，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乃一代书画仿伪高手。有一次某人拿了一幅高价收购回来的石涛大师作品，让张大千先生鉴定。张大千先生一眼便看出，该赝品乃出自于自己之手。二话不说，张大师立马赞道：真迹、真品！并提笔加了题跋验证。
就有同学问庄严老师道：那我们学“书画品鉴”这门学科来干嘛？庄严老师耐人寻味的回道：你心里知道是真是假，但可以不说吗？
好一句“可以不说吗”。这则故事，带出了一个大道理：就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情不一定要说得太白的。甚至有时候，为了某方面的善意考量，还得讲一讲所谓的白色谎言以应对当下不同的局面。张大千明知该收藏者手中的仿作乃出自于自己之手，他大可告知对方实际情况。然而大师选择的是善意掩盖事实，成全了花巨资收购该作品者的心里愿望。倘若他说出了真话，对这收藏者以及既成定局的事实而言，又会有何正面影响呢？答案是没有。比起收藏者开心的带著张大千“验证”后的作品离开，以及带著失望的心情铩羽而归，何者较为正面而厚道？所谓大师风范，由此可见一斑，这就与所谓的专业道德不太相关了。最近看著一些有关中国清朝秘史的短片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案例。其中大多“不说实情”，不外是为了顾全朝廷大局、或给予皇帝及领导颜面，甚至是明哲保身以免遭到杀身之祸等因素。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智慧与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立身处世之道。
回到原话题，倘若友人带著病危的母亲找第三位医生时，即便该医生分析结果后证实是“为时已晚”的话，他若能安慰友人，而不是说那些刺心切骨、令孝子及家属难过自责一辈子的无谓直言（我倒觉得该医生多少有点“马后炮”、踩著其他医生来炫耀自己），那不就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医德了吗？大凡专业人士在于事无补、并在道德准绳的衡量下，心里知道某不可逆的事实真相却不明说，那可是一种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功德与善业，它能让人们安慰而不自责。该医生或可对友人这么说，同意前面两位医师所诊断，若再进一步积极治疗，对九十馀岁病危老人家而言，成数不高却会是一种折磨，家属就别再继续为她治疗了，要有心理准备才是。
该医生若能如此婉转，友人今日大概也不会自责至此，这可是功德无量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