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家庭，皆曾听闻家人、亲朋戚友、邻居和同事确诊。相较于3月11日，平均每102人一人染病。到了9月1日，19个国人即有一个不幸感染。而且，9月4日三分之一新增病例已经完成接种。
深究统计，惊悚犹甚。参照15%的最高确诊率，如果百姓排队检测，全国病例或有500万个。换句话说，扣除（涵盖31万儿童的）大约200万个投报，仍隐藏暗角的，可能另有300万个。
都已经这样了，台北市长柯文哲医生说得对，回不去从前了。新任卫生部长凯里也因此点出，今后大家必须学习与病毒共存，随之重提系列新常态的标准作业和生活方式。
显然的，之所以与病毒共存，就像国盟不得不和希盟同在；毕竟，任谁也打败不了对方。我们唯有重新界定防线，让出空间，哑忍病毒。可是，仅此这些，10月3日可以如常开学吗？
问题，不止“勤洗手、戴口罩”，也不在于保持社交距离，而是未来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显然必须有所结构的调整。反之，要是人口密度，一如既往；“与病毒共存”恐怕是匿藏心底的单思恋。
可惜，时至今日，政策视角，领导思维，仍然墨守陈规。既然拥挤是病毒蔓延的温床，何以政府不但没有放眼长期战略，反倒继续兜兜转转，仍然不愿加速增建城市的学校？
与病毒共存的关键
决意和与病毒共存，卫生体系的维系和拨款，显然也不该是这样。医院的硬体建筑，必须思虑隔离之需；医护的聘请，也得算计传染疾病的风险。要是疫苗是年度所需，接下来的年度财政预算，准备如何补贴这些？
企业的社会责任，自然亦是落实与病毒共存的关键。公共空间、社区环境、职场间隔、家居绘测、宿舍供给、病假福利、亦得顾及整体的防疫工程，而不是斤斤计较公司账本上倍增的丰厚盈利。
一旦领悟后新冠时代各个领域的运作，确实非常仰赖网络；国内网速提升，自然需要摆在第一位。可是，城市的捉襟见肘，网民人人深有体会，甭说穷乡僻壤的山旮旯之宽频。
对岸1GB的配套定价新币39.33，折换令吉，相等于马币120。既见这道风景，自可明白何以新加坡会有那么多的大马移民，舍弃这里的Keluarga，宁可委身Keluar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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