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柯文哲医生之做事的风格和行政之异行，似乎多处流露了亚斯柏格症状的四大特征：社交困难、兴趣偏执、感觉敏感与用语特别。多回专访中，夫人陈佩琪医生也频频说明先生不善察言观色、说话和演讲常见跳tone。
此外，记者笔记，柯医生受访时，往往也不太喜欢对著镜头；虽然知道摄影机正在拍摄，一旦讲到好笑的事，他自顾自笑，旁若无人。一度曾有儿童精神科医生向他出示症状量表，柯文哲一看，答曰：“好像是耶！”
当中柯妈何瑞英所透露的一段隐蔽的家事，也许充分说明了柯文哲医生的择善固执，恪守孝道：柯医生的姑姑住院想要转诊，柯医生坚守院规，柯爸爸因此勃然大怒，驱车北上，赏他巴掌；柯文哲医生当场跪下，不敢再说一句话。
父母回家之后，柯医生特别打了电话给妈妈，妈妈以为出了什么事；电话另一端柯文哲所说，柯妈妈闻之哽咽：“没有啦，今天爸爸在生气，他自己开车，我怕他会有危险。”
那一年，柯文哲医生37岁，已是台大主任级之名医。显然的是，面向理和情之间的挣扎，他一丝没有迟疑地遵照他偏执的信仰所行。理解这点，我们自可明白他从政之后，始终坚守底线，严格按著既定的SOP流程处理公务。
外面怎么看，他似乎不管。陈佩琪医生回忆当年爱滋器官移植的悬案，点出柯医生待人没有一丝防备。也许，正因这样，他一如既往地把台北的规划和管理，摆在手术台上缝补切割。
可惜，柯文哲医生之行，在这个国家恐怕行不通。为了和丰国会议席，当初倪可敏乃至批评参选的再也古玛医生为“搅屎棍”，再也古玛医生的社会主义党则为“共产党”。如何迈向2020，恐怕还需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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