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两地之帮会的研究，麦留芳教授确是当今稀有之权威了。新著《百年虚拟帮会》（吉隆坡：华研；2017）提起义兴之事，犹有见地：继承崇祯皇帝的“明悼帝”朱慈烺，曾经采用年号“义兴”，唯用了一个月，他就下落不明。（页81）
那么，19世纪转在殖民地成立的义兴，乃是为了纪念朱慈烺，试图复辟大明王朝吗？是耶，非耶，麦教授指出，柔佛王国与华人帮会亲密关系，而且“独尊义兴”，准予开发港脚。
但是，舒庆祥的《走过历史》（新山：彩虹；2000）载：1869年新加坡颁布《危险团体抑制法令》，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动手对付境内的私会党，1888年1月24日令下严禁海南义兴。（页11）
此后，受制于《1915年社团法令》，到了1916年，麦留芳教授指出，自1800年起活跃本地，从事饷码、采矿、种植、开垦的义兴，已在新山全面封禁。前前后后，风光之日，长达约116年之久。
说是这样，麦教授援引同盟会先辈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6集的论述说：“同盟会历年运动，向以南洋为大本营，独不能得义兴会之助，故谓南洋洪门团体与革命无关，亦无不可。”
追溯往事，可见“义兴”两字，意涵其实错综复杂。一方面，义兴公司，貌似反清复明之义士；但是，另一方面，安焕然博士主编《吴华文史选集》（新山：南方大学学院；2017）亦言：
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义兴）并未参与（页352）；“（资料）并未显示，义兴公司对辛亥革命运作扮演突出的角色。”（页343）
那么，我们一心要发扬义兴，想必不只是歌唱义兴之精神，而是用功于义兴的学术；还先民的历史以本来之原貌，才对得起承先启后的千万义兴前人和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