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资源匮乏的二战，尽管时代的条件不足，40年代前后出生前辈之非常厉害，偏偏犹如过江之鲫。笔名刘放的麦其芳教授亦然如此，横跨学术经营文学，新著《鸟语鸟话》（居銮：大河；2016）所收文章，每一篇都看到非凡的功力。
他说起马华文学的种种，读之惘然；帮派之林立，至今不休。左左右右，兜兜转转，红的蓝的，都有：爱国和不爱国，去中国化、去汉化、本地化，皆有不同的定义和演绎。
刘放先生闻之，没有多言，唯有调侃：有奸人被判入第十八层地狱，一踏进去，就觉得好像“地底下”很吵闹，沸沸扬扬，就问狱卒那里还有多一层吗，且住户是谁？狱卒答曰：“他们都是搞文艺，搞教育的人！”（读139）
读到这里，不禁想起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当年出任教育部长时，曾召见教育专家请教新知；可惜，不同的学派，主张大相迳庭。上智的吴博士深感困惑，谁也不听，最终请来系统分析抽丝剥茧，独辟蹊径，尝试打通一条教育之康庄大道。
就是这样，总是这样。这些“搞文艺，搞教育”的，理论很多，说辞不一。偏偏巧立之名目，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刘放先生在书里举译名为例佐证，灯下细读，必定感受了处处流露耐人寻味：exit，出路从这边走。（页185）
说实在话，人生出路从哪边走，谁都不知道。眼下百胜楼之景观，正是佐证。刘放先生自然是感触良多的，“家人都喜欢阅读英文刊物，只有我才会买华文书。像我这种在第二代就与华文脱节的家庭，在新加坡可说比比皆是”。（页144）
《友联活页文选》的年月，毕竟太远太远了。甭说新加坡，现在此间中小学的华文读本和习作，怎么和刘放先生笔下行云流水的文采相比？灯下思之，难道时代愈穷，愈见精巧；否则，怎么解释前辈的学问，像只精工表？
